詩人之死感懷美文
90年代的詩壇是一個令人扼腕的年代，90年代的詩歌似乎以年輕詩人的早夭來宣告一個寒冷季節(jié)的到來。
1991年9月24日，留下一紙遺書和二百多首詩稿后，在一個安靜的晚上，戈麥自沉于當年國學大師王國維溺死的北京西郊萬泉河中，時年24歲。戈麥短暫的一生中時時都冥想死亡，也在抒寫死亡，死亡如同影子一樣死死地跟著他。
十年過去了，我們并沒有忘記這位過早離開我們的天才詩人。西渡曾說：“或許他是半神，他是天使�！苯裉煳覀冎販厮脑姼�，但愿也能獲得“永生的自由”。
詩人戈麥最喜歡的一句詩是：“讓不可能的成為可能。”他說：“詩歌應當是語言的利斧，它能剖開心靈的冰河，在詞與詞的交匯、融合、分解、對抗的創(chuàng)造中，一定會顯現犀利奪目的語言之光照亮人的生存。詩歌直接從屬于幻想，它能拓展心靈與生存的空間，能夠讓不可能的成為可能�！�
同為北大英年早逝的詩人，海子或多或少對戈麥產生過影響，尤其是海子的臥軌給了更年輕的戈麥很大的打擊�，F實的處處打擊和對這個時代的絕望，讓戈麥的詩歌逐漸游離于生活，形成一種獨特的詩風而不被當時的時代所接受。戈麥的詩沒有海子那般明朗的意象，更多的是一種隱秘的抒情，比海子更傾向于死亡的抒寫，可以說他的詩是一種“黑色的美麗”。
戈麥考進北大中文系是鬼使神差的，高中時選學理工，高考時報的是經濟學，后來卻進了北大中文系，但所有這些似乎注定了他的文學道路選擇，注定了他會以全部生命來實踐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
“我從沒有想過，詩應當和我發(fā)生聯系——直到1987年，應當說是生活自身的水強大地把我推向了創(chuàng)作，當我已經具備權衡一些彼此并列的道路的能力的時候，我認識到：不去寫詩可能是一種損失�！�
“朋友們漸漸離我遠去/我逃避抒情/終將被時代拋棄”（《詩歌》）。就是這種逃避抒情的思想，排斥了詩歌創(chuàng)作中的偶然性，突發(fā)性因素，使得他與時代拉開了距離，慢慢培植了他的“厭世”觀，在他完成自我的分裂和選擇的過程中，其實已經孕育著詩人人生悲劇的必然性的種子�！盁o論如何，我對詩的感激要高與對生活的留戀”，這句話或多或少地體現了詩人的決絕，詩歌成了他的精神故鄉(xiāng)。
麥田是海子的精神家園，而戈麥的精神家園是在紅果園，“我手捧一把痛楚，一把山揸/把一切獻給廣闊的家園/獻給燃燒中灼熱的胸懷”（《紅果園》），與現實的決裂，造成戈麥面對的是想象的失落，語言的失落，精神的失落。在紅果園，精神的家園，詩人的心依然無法明亮，“家鄉(xiāng)的紅果園/心靈的創(chuàng)傷連成一片”（《紅果園》）。
戈麥是一個把體驗詩歌當成體驗生命的人，有人在評論戈麥的詩時，提到了戈麥作為一個詩人的謙卑，一種對語言的謙卑，將自己降低到語言之下，讓語言自己來呈現。然而在歸結其中的原因時，我卻覺得并不單純的是由于戈麥本身的謙卑的個性，很大一部分在于詩人特性，一種群體性，而戈麥則表現得更為明顯，他的`“逃避抒情”，“痛恨重復”，“必須誠實”等思想，尤其是他的“厭世”，他對這個時代，對生活的絕望，更明確地說是對人的絕望，這必然使他將人放得很低，自覺地將自己放在語言之下，降低自我，泯滅自我。
“當我說到風/我的心頭涌起一層淡淡的云/我的話語像一片葦葉/風從葦葉下面一掀而過”（《風》）。對于語言的謹慎，甚至達到了敏感的程度，然而正是這種并非常態(tài)的敏感，營造出一種如“纖細的手指敲擊著/淺藍色脆弱的玻璃”般的意境，“那些刮到樹木的并不是風/而是像一樣杳無蹤跡的語言”，在語言過分強大的力量面前，我們讀到的是一種游離于生活的思想，一個在精神家園里流浪的受傷的靈魂。
《誓言》是戈麥的一首極優(yōu)秀的詩作，也是解讀戈麥精神軌跡的一個重要的入口，整首詩昭示著一種重要的分裂，“好了，我現在接受全部的失敗/全部的空酒瓶子和漏著小眼兒的雞蛋/好了，我已經可以完成一次重要的分裂/僅僅一次，就可以干得異常完美”，這種對于“異常完美”的渴求與向往，使年輕的戈麥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分裂，并以此抵押了自己的未來。
對于詩歌道路的選擇，一次重要的分裂的完結，卻是另一種人生悲劇的開始，如今的我們已很難相象那個時代里的詩人，對于詩歌這種語言的純粹的追求，然而這種過于純粹的追求，與現實之間的強烈反差，往往會造就一個詩人的悲劇。
從《誓言》這首詩的語言開始挖掘，我們便能很容易發(fā)現戈麥在用一種幾近崩潰的詞句對這個世界進行消解，將它們轉入一個隱喻的空間。另一位北大詩人指出：“戈麥始終運用一種可能性意味濃郁的漢語來寫作。”這體現了詩人想象的力度和高度，更重要的是體現了詩人一次次地將自己降低，讓詞語淹沒自己，在隱秘的修飾中，讓語言作為一個主體自我呈現。
伴隨著決絕與分裂，選擇與悲劇的開始，戈麥作為一個九十年代的詩人，一個異常脆弱的群體中的一部分，始終無法擺脫一種帶血的召喚，“你是誰？為什么在眾人之中選擇了我/這個不能體味廣大生活的人/為什么隱藏在大水之上的云端/窺視我，讓我接近生命的極限”（《陌生的主》）。這種被召喚的命運讓詩人陷入了痛苦的矛盾，“而他最終聽從了命運的召喚/我將成為眾尸中最年輕的一個/但不會是眾尸之王”。
海子在留下《面朝大海，春暖花開》那樣明亮的詩歌后，依然步上了殉詩之路，而戈麥在接近生命的極限的過程中，在命運帶血的召喚下，走上了他在自己的詩作《金鏤玉衣》中所想象的：“而我將故去/將退踞到世間最黑暗的年代/故步自封，舉目無望/我將沉入那最深的海底”。
海子和戈麥的相繼離去，給90年代的詩壇帶來了一股壓抑的空氣，詩人之死難道真的是一種命運的召喚？我們后來的人也只能站在詩人的墳墓面前，用詩人的血宣誓：
如果你們活著，只是為了證明詩篇
往往比謊言更加美麗
就讓你們都死去吧
讓我穿起你們的黑影，開始重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