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蘭·昆德拉的啟示隨筆

　　米蘭·昆德拉在文集《相遇》里頭有這么一段話：“我看著法國詩人勒內(nèi)·夏爾走在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旁邊的照片，一個是因參加對抗德國占領(lǐng)的抵抗運動受到贊揚，另一個則是因為曾在生命的某個時刻對初生的納粹主義表示認同而受到詆毀。照片拍攝的日期是在戰(zhàn)后。我們看到的是他們的背影，他們頭上都戴著帽子，一個高，一個矮，走在大自然里。我非常喜歡這張照片�！�

　　我也很喜歡這個場景，并且想象那大概是海德格爾后來在黑森林隱居小廬的附近，某個下午，勒內(nèi)·夏爾過來探訪故識，兩人遂結(jié)伴出門，走在緩坡的雜草地上頭，邊走邊聊，當然也會沉默下來，抬頭看看林木間灑下的光線，留神鳥鳴與落葉的聲音，或者聆聽沉默自身。畢竟，比起政治、戰(zhàn)爭，以及意識形態(tài)，這個世界還有很多其他的存在。

　　流亡之前，昆德拉曾經(jīng)與另一個處境和他同樣不妙的朋友激烈爭吵，吵到對彼此生出恨意的地步，就只不過是為了當時捷克最知名、最重要的作者赫拉巴爾。并不是兩位對他作品評價的差別太大，不，赫拉巴爾是他們那代捷克人公認的偉大小說家，這沒什么好爭議的。他們吵架的真正原因竟然是赫拉巴爾到底應(yīng)不應(yīng)該出版小說。昆德拉覺得赫拉巴爾的書還能繼續(xù)出版，是他們所有人的幸運：“只要有一本赫拉巴爾的書，對于人們，對于人們的精神自由，它的效用大過我們抗議的行動和聲明！”可他的朋友卻憤怒地指責赫拉巴爾：“他怎么可以在他的同行被禁止發(fā)表作品的時候，還讓別人出版他的書？他怎么可以用這種方式替政府背書，連一句抗議的話都不說？他的所作所為令人厭惡，赫拉巴爾是個通敵分子。”

　　類似的爭論，后來還反復(fù)出現(xiàn)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方。但是過了很多年之后，對于漸漸變老了的昆德拉來說，那次爭吵的重點已經(jīng)不再是一個極權(quán)體制之內(nèi)的作家應(yīng)該如何表現(xiàn)，回想往事，他現(xiàn)在更加關(guān)心的是自己和那位朋友的友誼。兩個人都是被迫害的人，兩個人都活在彼此重疊的圈子之內(nèi)，而且兩個人很談得來。然而，他們對政治和藝術(shù)的關(guān)系，對政治的重要程度，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判斷。于是友誼就此產(chǎn)生裂痕。

　　政治究竟有多重要？友誼又有多么可貴呢？兩者權(quán)衡，能否分得出高下輕重？昆德拉自然比較看重友誼的價值，所以他喜歡海德格爾和勒內(nèi)·夏爾一起散步的那張照片，也被布勒東與阿拉貢晩年重拾友情的故事感動。所以他說：“在我們的時代，人們學會讓友誼屈從于所謂的信念，甚至因為道德上的正確性而感到自豪。事實上，必須非常成熟才能理解，我們所捍衛(wèi)的主張只是我們比較喜歡的假設(shè)，它必然是不完美的，多半是過渡性的，只有非常狹隘的人才會把它當成某種確信之事或真理。對某個朋友的忠誠和對某種信念的幼稚忠誠相反，前者是一種美德，或許是唯一的、最后的美德�！�

　　我不太敢肯定對朋友的忠誠是否真是最后且唯一的美德，甚至不敢確認這種忠誠一定要比對一些政治信念的忠誠重要。因為在我所身處的這個華人社會，我身邊有太多太多遵循相反教條的人，使我?guī)缀跻詾�，正確的政治立場和對這種立場最堅定的信仰，方是人間至善。在我不曾經(jīng)歷過的那些年頭和地方，有許多人為了政治斗爭，還不一定是為了自保求存，而誠心相信過去的深厚交情真的只不過是被蒙蔽了的“小資情趣”。在我生活過的臺灣和香港，我則更是親見過好些相識幾十年的朋友，因為政治立場的差異，鬧到不能共存在同一個屋檐之下的'境地。政治可以傷害友誼，故此某些國家會有初識不談?wù)�治（也不談宗教）的習慣，有時甚至連老友都會在見面的時候避談國事，十分默契。但我們的一些華人不同，他們可以輕易地談起政治，輕易地為政治爭得面紅耳赤，然后輕易地絕交（反正，活在這個年代，絕交用不著非得紅筆寫信，按個鍵就好）。

　　因此在我看來，我們該問的不是昆德拉式的問題，不是政治和友情誰比較重要，而是政治為什么會變得重要到這種程度，蓋過了其他一切重要的人的因素。一個朋友，由于我在某件事上和他的看法不同，我就覺得他和我的政治立場不共戴天，盡管我和他在別的事情上頭沒有那么大的差異。又由于我認為彼此政治立場有別，所以我就開始懷疑他其實是個壞人，動氣時破口臭罵他是禽獸，甚至詛咒他下十八層地獄，盡管我記得當年相互扶助勸勉的日子，知道他的某些善良，還會想起他在困頓時刻那最具人性的軟弱無助。因為政治立場真的就是這么重要，重要過誠實，重要過孝順，重要過仁慈，重要過寬容，重要過勇敢，重要過聰明……即便他擁有傳統(tǒng)上一切美的品性，只要他在政治立場上犯了錯，他就該被鄙夷，值得被叫作“腦殘”，是我們之中的叛徒和奸賊。何以至此？會不會是政治一方面龐大如巨獸，決定了我們生活的所有，另一方面又出現(xiàn)了根本的道德問題，使我們在作為人的各種意義上沉淪失位，乃至于政治就是最重要的存在處境，容不得半點錯失？

　　不如說回昆德拉吧，我猜有人可能會覺得他這番關(guān)于政治和友誼的感慨，多少出自他的心虛。他和哈維爾這對老友在20世紀60年代的爭執(zhí)，至今仍被詬病。五六年前，甚至有人“揭發(fā)”昆德拉當年曾向秘密警察告密，害人下獄。歷史上普遍認為站在勝利那一方的哈維爾立刻出來替他辯護——就算當年大家立場迥異，哈維爾仍然堅信故人的品德。在那篇文章的最后，72歲的哈維爾給幾十年沒見過面的昆德拉留了幾句話：“米蘭，試著去超越所有事情！你知道，生命中總會發(fā)生一些壞事，然后還被媒體中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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