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王船山對杜甫詩歌的批評論文
王船山在《姜齋詩話》、《古詩評選》、《唐詩評選》、《明詩評選》等著作中對杜甫的詩歌創(chuàng)作提出了許多不同流俗的看法，這些看法不僅體現(xiàn)了他對杜詩的獨特理解，而且也與他的詩學思想是和諧一致的，因而值得我們認真總結(jié)和研究。
一些評論家認為王船山的基本態(tài)度是“貶多于褒”、“側(cè)重于譴責”，對此筆者不敢 茍同�！短圃娫u選》共選杜甫詩九十一首，遠遠高于處第二位的李白（李白詩入選四十三首）。王船山在盛贊李白的同時，也把杜甫看作是和李白一樣的文學“大家”。王船山在《姜齋詩話》中說：“無論詩歌與長行文字，俱以意為主，意猶帥也。無帥之兵，謂之烏合。李、杜所以稱為大家者，無意之詩十不得一二也。煙云泉石，花鳥苔林，金鋪錦帳，寓意則靈”；“李、杜則內(nèi)極才情，外因物理，言必有意，意必由衷。或雕或率，或麗或清，或放或斂，兼該馳騁，唯意所適，而神氣隨御以行，如未央建章，千門萬戶，玲瓏軒譽，無所窒礙，此謂大家”。對杜甫現(xiàn)實主義詩歌的藝術感染力，船山進行了充分的肯定。船山在《讀通鑒論》中曾這樣感慨：“讀杜甫《石壕吏》詩，為之隕涕”；“讀杜甫無家、垂老、新婚三別之詩，千古猶為墜淚”；“讀杜甫庭絕天驕、花門蕭瑟之詩，其亂大防而虐民生，禍亦棘矣”。對杜甫詩歌自然含蓄、深宏蘊藉的藝術風格，船山也表示了由衷的贊賞。
誠然，王船山對杜甫的詩歌創(chuàng)作總體上是肯定的，但這并不意味他對杜詩沒有否定的意見；相反，船山對杜甫詩歌的批判有時還是相當尖刻的。對杜甫詩品人格進行質(zhì)疑。如船山在評杜甫《漫成》一詩時說：“杜又有一種門面攤子句，往往取驚俗目，如‘水流心不競，云在意俱遲’，裝名理名腔彀；如‘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擺忠孝為局面：皆此老人品心術學問器量大敗闕處�；蚣右圆挥葜u，則紫之奪朱，其來久矣”；在評杜甫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時認為：“杜有‘劍外忽傳收冀（薊）北’諸篇，大耍此一法門，聲容酷肖，哀樂取佞口耳，大雅之衰也”；在評初唐詩人王績《野望》時甚至罵杜甫“誨淫誨盜”，并指出“大都讀杜詩學杜詩者皆有此病”。第二，把杜甫揭露現(xiàn)實矛盾和統(tǒng)治集團腐朽的詩斥之為“風雅一厄”。最典型的例子是王船山對杜甫的名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所作的評價：“為宋人謾罵之祖，定是風雅一厄”。第三，認為杜甫的現(xiàn)實詩是用“史法”寫成，雖然“以逼寫見真”，但“苦于逼肖”，從而迷失了詩性，使詩歌“士氣大損”。船山的原話是這樣說的：“詩有敘事敘語者，較史尤為不易。史才固以隱括生色，而從實著筆自易；詩則即事生情，即語繪狀，一用史法，則相感不在永言和聲之中，詩道廢矣……杜子美仿之（指《上山采蘼蕪》）作《石壕吏》，亦將酷肖，而每于刻畫處猶以逼寫見真，終覺于史有余，于詩不足�！辈⑦M而認為以“詩史”譽杜詩是“見駝則恨馬背之不腫”、以“詩史”稱杜詩是“定罰而非賞”。第四，認為杜詩在批判現(xiàn)實時，“直刺而無照耀，為訟為詛而已”。船山在評李白的《遠別離》時就這樣說：“工部譏時語，開口便見，供奉則不然，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也。工部緩，供奉深�！贝讲坏J為杜甫的“譏時語”不如李白，甚至也比不上李賀：“長吉長于諷刺，直以聲情動今古，真與供奉為敵，杜陵非其匹也�！钡谖澹裾J杜甫的詩體風格及在詩體創(chuàng)新上的成就：“凡杜之所為趨新而僻、尚健而野、過清而寒、務縱橫而莽者，皆在此出……清新已甚之敝，必傷古雅……健筆者，酷吏以之成爰書而殺人。藝苑有健訟之言，不足為人心憂之乎？況乎縱橫云者，小人之技，初非雅士所問津。”并還武斷地認為把杜甫“推高之以為大家，為元氣，為雄渾壯健，皆不知詩者以耳食不以舌食之論”。
客觀地說，船山對杜詩的指責遠不如他對杜詩的肯定來得公正。作為一個在詩學理論上和詩歌批評實踐中都卓有建樹的'學者，王船山為什么會對杜甫詩歌創(chuàng)作進行如此不公正的指責呢？筆者認為主要有如下三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如劉緒義先生所言：“源于船山躬行實踐，強調(diào)知行統(tǒng)一的哲學主張”。為了更好地理解這一結(jié)論，我們還是引劉緒義的一段話來進行解釋：船山先生是一個知行合一者，他認為杜甫在安史之亂中沒把愛國熱情化為實際行動，因此他“判定杜甫是一個滿紙?zhí)撀�，空話連篇，只知呼窮叫苦，不知憂國憂民的人”，故而對杜甫的人品和詩品提出批評。第二，杜詩不完全符合被船山奉為圭臬的“溫柔敦厚”的儒家詩教原則。船山明確指出：“故聞溫柔之為詩教，未聞以健也”。在船山看來，詩歌應該以委婉含蓄之辭來寄寓諷諫的意義，具有一種神清韻遠、意味蘊藉的美。正是由于過分強調(diào)詩歌的委婉含蓄，過分夸大“神韻”于詩的作用，所以船山就簡單地把杜甫詩作中現(xiàn)實性和人民性極強的好作品給否定了。第三，與明清詩壇爭相言杜、學杜的潮流不無關系。唐以降，杜甫的詩日益受到人們的青睞，明清之際，“凡杜之所為……一切枯菅敗荻之音，公然為政于騷壇”。在船山看來，人們競言杜、仿杜，以至造成了“詩亡盡矣”的局面�；谶@樣一種認識，船山對杜詩的批判也就變得愈加苛刻了。
綜上所述，王船山對杜甫詩歌的態(tài)度是復雜的，他的認識里既有精華，也有糟粕，對此我們必須加以揚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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