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適岑參

　　引導(dǎo)語：盛唐時期是我國詩歌發(fā)展的黃金時代，其中那些反映邊塞軍旅生活和邊塞風(fēng)光為主要內(nèi)容的邊塞詩最為出名，其中就有我們熟知的高適與岑參。

　　高適與岑參

　　岑參(公元715-769)的郡望是南陽棘陽縣，自南朝梁時遷居荊州江陵，即今湖北江陵。岑參的曾祖岑文本是唐太宗時的名相，伯祖岑長倩為武則天時宰相，從伯父岑羲為唐中宗、睿宗時宰相。后因岑長倩、岑羲得罪被殺，家道中衰。岑參的父親岑植，官終仙、晉二州刺史。岑參自己在京畿雩縣(今陜西戶縣)終南山下的高冠谷，有一所別業(yè)，但境況不佳。岑參雖也有功名之心，曾獻書長安，但他的性情，卻是近于道家清逸的一類。

　　他曾一度在嵩山和終南山過著近乎隱居的生活，山水詩寫得極好。后來高中進士，不久被征調(diào)到唐朝最遠的邊塞安西(今新疆庫車)和北庭(今新疆吉木薩爾)，真正是投筆從戎。

　　岑參一生中五次入戎幕，兩次出塞，僅此而言，唐以來的詩人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往來鞍馬烽塵間十余載，極征行離別之情，城障塞堡，無不經(jīng)行。”這對于清逸俊秀的岑參來說，實在是難為他了。

　　唐代的邊塞詩人可以分為幾類。一類是未曾到過邊塞而寫邊塞題材的，如李昂、崔國輔。一類是曾經(jīng)游歷過邊塞的，如崔顥。再一類就是曾在邊塞居住和任職的。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高適和岑參都稱得上是真正的邊塞詩人，兩人年輕時都曾游歷過河朔的燕趙，壯年時又雙雙到邊塞從軍。就唐代的邊塞詩來說，高、岑齊名，風(fēng)格也相近。

　　南宋嚴羽《滄浪詩話》說：“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但高適詩，悲壯之中透著雄渾;岑參的詩，悲壯之中帶著峭拔。高詩“尚質(zhì)主理”，岑詩“尚巧主景”。岑參去邊塞，多少有些被動不得已的因素，到邊塞后，才開始寫邊塞題材的作品，詩篇越來越多;高適去邊塞是積極主動的，他寫邊塞詩，始于早年的河朔之游，到他任封丘縣尉以及河西隴右節(jié)度幕府掌書記時，詩作慢慢減少了，而到他任淮南節(jié)度使后，詩作就幾乎沒有了。

　　史稱高適年五十始為詩，其實恰好相反。因為高適寫詩，是想借此沽名釣譽，到他五十歲入幕以后，詩的作用已經(jīng)不大了。相比之下，岑參的詩中融進了更多的心血和真情。

　　高適的詩頗有古風(fēng)，句中有許多的人生感慨，表面看來似乎更具有可讀性。而岑參的詩則更多地包蘊了六朝以來近體詩的成就，想象豐富，格律多變，具有更多的創(chuàng)造性和詩學(xué)詩藝的特色。高適近之于儒，岑參近之于道。高適注重人生實踐，岑參則在詩歌藝術(shù)史上占據(jù)極高的地位。他們二人，既有閱歷和詩風(fēng)上的相同之處，又存在著性情和具體詩歌特色上的差異。就其差異而言，二者又恰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高岑二人，高適享年六十二歲，岑參享年五十五歲。高適長岑參十一歲，而比他早四年辭世，二人基本上是同時之人。

　　高適游歷河朔的薊門、盧龍，是在開元十九年他二十八歲的時候。岑參游歷河朔的冀州、定州，則稍遲至開元二十七年，當時他二十五歲。開元二十七年，岑參游河朔歸來作為開始。稍后至開元二十九年，高適則有好友李頎的辭官及走訪。天寶三載，岑參進士及第，任右內(nèi)率府參軍，同年，高適有與李白、杜甫的梁宋之游。

　　天寶八載，岑參赴安西邊塞，同年高適應(yīng)制舉中第任封丘縣尉。岑參于天寶十載返回長安，次年，高適辭官。到天寶十一載秋，二人一同參加了長安慈恩寺的詩會。之后，天寶十二、十三載，高岑分別奔赴河西的威武和關(guān)外的北庭。唐肅宗至德元年、二年，長安收復(fù)，玄宗退位，高適升至淮南節(jié)度使，岑參也從北庭回到長安任右補闕。大亂之后，兩人的生活又有了新的開始，但盛唐時期邊塞詩的創(chuàng)作已告一段落。

　　高適與岑參相互認識，但是來往不多。天寶十一年秋，八位詩人匯聚長安，同賦慈恩寺浮圖詩，岑　參所賦的一首就是《與高適薛據(jù)同登慈恩寺浮圖》。他們二人還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如王昌齡、杜甫等人。

　　王昌齡與高適的交往，有著名的旗亭畫壁的故事流傳;與岑參的交往，有王作《留別岑參兄弟》、岑作《送王大昌齡赴江寧》詩并存。杜甫與高適早年在汶上既已相識，其后于梁宋再次相聚，晚年又相逢于蜀中;與岑參也早在天寶八載岑參出塞前已相識，有《九日寄岑參》詩為證。杜甫晚年還有《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一詩，同時寫給高岑二人。高適受前輩詩人李頎的影響比較大，岑參受王昌齡的影響也比較大，李頎與王昌齡二人復(fù)有來往。

　　由高適、岑參二人的交往，可以引出當時的許多著名詩人，透視出一個詩人群落。其中，李頎、王昌齡、王之渙、崔顥在開元年間就已成名，都寫邊塞詩，是盛唐邊塞詩人的前輩。常建、薛據(jù)、孟云卿均有為人骨鯁、詞氣傷怨的特點。儲光羲、綦毋潛屬于恬淡清遠的一派。李白的風(fēng)格迥異于眾人，杜甫則在眾人中成名最晚，作品大都寫于安史之亂以后。這些人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流落不偶”。李頎“惜其偉材，只到黃綬”。王昌齡“兩竄遐荒，使知音者喟然長嘆”。常建“淪于一尉”，“仕頗不如意，遂放浪琴酒”。薛據(jù)“嘗自傷不得早達”，“晚歲置別業(yè)終南山下”。孟云卿“天寶間不第，氣頗難平”，“棲棲南北，若無所遇，何生之不辰”。李白、杜甫雖有忠孝之心，濟世之志，但他們的人生際遇，簡直可以用終生未得歸宿來概括。

　　所以《唐才子傳》評其二人：“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觀李杜二公，語語王霸，惜乎奇才并屈，徒列空言”�，F(xiàn)在讀李白至德二年在潯陽獄中寫給高適的《送張秀才謁高中丞》詩，其中說“高公鎮(zhèn)淮海”、“臨歧竟何云”，分明有向高適求助之意。杜甫居蜀落魄，也曾依靠高適，所作《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絕》詩中有“何時救急難”之句。此等情形，與三人早年同游梁宋，裘馬輕狂，慷慨賦詩，簡直難以并提。李杜晚年之困頓，于此可窺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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