賞析《長恨歌》
我主張《長恨歌》既非愛情詩，也不是諷喻詩，而是一首承載著詩人滿腔中興熱望的懷古詠史詩。有以下六點理由可供商榷。
第一，《長恨歌》不是愛情詩。
《長恨歌傳》云：“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祖籍太原)自校書郎尉于周至，鴻與瑯琊王王質(zhì)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攜游仙游寺，話及此事(指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愛情故事)，相與感嘆。質(zhì)夫舉酒于樂天前曰：‘夫稀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于世。樂天深于詩，多于情者也;試為歌之，如何?’樂天因為《長恨歌》。”
首先，如果《長恨歌》是抒發(fā)詩人愛情失意，又何須陳王二人囑咐，那豈不失之真誠。
其次，當時正值永貞內(nèi)禪、憲宗即位、順宗猝死，宮廷嬗變當是熱門話題。三位青年才俊聚在一起不談政治卻說風月，不合情理;提到唐玄宗不感嘆順宗謙和懦弱卻說李楊愛情，亦不合情理。況且，白居易的一生是以元和十年(815)的江州之貶為人生的分水嶺。此前他“志在兼濟”，此后則“獨善其身”。也就是說他當時正是“志在兼濟”。初入仕途，詩人政治理想追求的是大唐帝國的“貞觀之治”、“開元盛世”。但在險惡的政治斗爭中貴為九五至尊的順宗尚不得免禍，誰又敢用詩文對朝政評頭論足?更何況白居易始罷校書郎，謫周至尉。所以，我們可以大膽的說，《長恨歌傳》的篇末議論是辯白避禍之辭，長恨歌與傳都是托風月之事說政治之實。
再次，白居易自評《長恨歌》曰：“一篇《長恨》有風情”。顯然將之比于《詩經(jīng)》“國風”，說這篇作品有風人之情，反映百姓風情，而非帝妃愛情。
第二，我認為《長恨歌》不是諷喻詩，僅止于懷古詠史而已。
主張諷喻詩的最重要理由便是詩歌的首句“漢皇重色思傾國”， 譴責李楊荒淫導致安史之亂，以此垂戒后世君王。但白居易創(chuàng)作《長恨歌》時，正處順宗、憲宗權(quán)力更迭時期。順宗“永貞革新”失敗后，讓位憲宗。憲宗即位以后，經(jīng)常閱讀歷朝實錄，每讀到貞觀、開元故事，他就仰慕不已。憲宗以祖上圣明之君為榜樣，認真總結(jié)歷史經(jīng)驗，注重發(fā)揮群臣的作用，敢于任用和倚重宰相，他在延英殿與宰相議事，都是很晚才退朝�？芍獌晌欢际撬紙D中興之主，并無重色誤國之虞。諷喻無從說起。
再者，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將他此前的詩歌分為四類：諷諭詩、感傷詩、閑適詩、雜律詩。詩人并沒有把《長恨歌》劃歸“諷諭詩”一類，而是收歸“感傷詩”之中。所謂“感傷”意即傷時感世，感傷盛世不再，中興無期。
第三，中唐詩文懷古詠史常寄托對國家中興的希望。
自“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之后，“中興”便成為中唐的時代最強音，成為唐人解不開的心結(jié)。
杜甫于乾元二年(759)兩京克復后作《洗兵馬》，詩云“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又有《哀王孫》(長安城頭頭白烏)，詩云“哀哉王孫慎勿疏，五陵佳氣無時無。”多可憐呵王孫，你萬萬不要疏忽，五陵之氣蔥郁，大唐中興有望呀!在杜甫的“詩史”中明白地記載著中興的愿望，這是人民的心聲。
稍后，中唐詩人元結(jié)于上元二年(公元761年)秋八月撰寫《大唐中興頌》，再一次表達了中興的愿望。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一個名叫劉蕡的考生為言國家“中興”，遭貶謫而冤死。好友李商隱極為悲痛，作《哭劉司戶蕡》，詩云“路有論冤謫，言皆在中興�？章勥w賈誼，不待相孫弘。江闊惟回首，天高但撫膺。去年相送地，春雪滿黃陵。”行路之人都在議論劉蕡遭貶柳州確是冤屈，都說他在賢良對策中的言論全是為著國家的中興。足見“中興”之論深入人心，多少有識之士為國家中興奔走呼告，拋頭顱灑熱血。安史兵亂后，中興成為時代的最強音是毋庸置疑的。
第四，白居易畢生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文學創(chuàng)作理念，詩文必須成為時代喉舌。
“安史之亂”到元和元年白居易創(chuàng)作《長恨歌》，唐歷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憲宗五朝皇帝。
肅宗是亂世天子，他在位6年致力平叛。代宗面對盛唐殘局，東有藩鎮(zhèn)割據(jù)，西有吐蕃侵擾，北有回紇要挾，無能為力，無可奈何。德宗即位之初，頗思勵精圖治，減樂工，損服玩，禁止宦官受賂，罷諸處歲貢，政局為之一新。德宗亦思打擊藩鎮(zhèn)，加強中央集權(quán)。但社會、政治條件并不成熟，反而引起一場大亂，爆發(fā)了朱滔、李希烈、朱泚等人的叛亂。最后，朝廷雖平定朱泚、李懷光、李希烈等之亂，但對其余叛鎮(zhèn)只得以姑息讓步換取亂事的結(jié)束。
順宗在位不到一年，為后世留下了一次說不盡的革新運動。歷史上稱為“二王八司馬”事件，后來也有人稱之為“永貞革新”。
顯然，肅宗、代宗兩朝窮于應付安史之亂及其善后工作，中興無從談起，僅限于政局穩(wěn)定無事的奢望。德宗時期，社會、政治條件尚未成熟，急功近利，適得其反。那么，順宗、憲宗兩朝當是中興的最佳時期。其時，社會穩(wěn)定，國家富足，但藩鎮(zhèn)割據(jù)，宦官專權(quán)，制約著政治經(jīng)濟的新興勢力的發(fā)展。于是這股中興勢力，要求削奪藩鎮(zhèn)與宦官的權(quán)力。順宗、憲宗朝這種矛盾日漸尖銳，中興終于擺上日程。以王叔文為首的政治革新集團就是這股中興勢力的代言人。“二王八司馬”事件將這種矛盾推向高潮。二十八年后的劉蕡事件再次證明這一矛盾的存在。
《長恨歌》作于元和元年(806)冬十二月。其背景是，貞元二十一年(805)八月“永貞革新”失敗;元和元年(806)正月已退位的順宗突然“舊恙愆和”，猝死。帝王的命運竟為宦官近臣操縱，中興遇阻，盛世難期。
白居易平生提倡“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在這樣的大背景和小背景下，白居易作《長恨歌》又何嘗不是為沒有能夠擔當中興之任的鐵腕雄主而喟嘆呢?
第五，文者氣之所形，前后一氣，情結(jié)中貫。
《長恨歌》是一首長篇敘事詩，從結(jié)構(gòu)上看，全詩可以“驚破霓裳羽衣曲”為界，分為前后兩部分。于是，有人認為前后兩部分表達的感情不一致，前者重在諷喻，后者重在歌頌愛情，是為多主題。蘇轍說“文者氣之所形”。古人在創(chuàng)作和欣賞時，常常講文氣，以文氣反映作者的精神狀態(tài)與情感流程。王勃《滕王閣序》寫了南昌歷史人文、滕王閣景觀與宴會，以及自己行蹤際遇，涉及多項內(nèi)容，這樣大容量的內(nèi)容很難歸結(jié)到某一點上，但全篇洋溢著作者自負才華渴望有所作為的少年意氣�！堕L恨歌》篇幅長、容量大，前后雖明顯分為兩部分，但仍給人一氣呵成之感。那么貫穿前后的是一股怎樣的氣脈?
前文極力鋪排渲染絕世佳人楊貴妃的天生麗質(zhì)、雍容華貴，以及宮廷生活的富贍奢侈、美輪美奐。其實反映的是開元盛世繁榮強盛的時代氣息，《長恨歌》中的楊貴妃形象是開元盛世的象征。“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后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我們從絕世獨立的佳人身上看到的是開元盛世不可逾越的歷史高標。“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是盛世毀滅，回天無力的悲愴。“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寫的是對盛世的懷念和天朝式微的悔恨。“排空馭氣奔如電，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寫的是有識之士渴盼中興所作的種種努力。“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表達的是解不開的中興情結(jié)，這就是貫串全篇的感傷氣脈。
第六，美飾多于揭露，欽慕之意不言而喻，《長恨歌》是詩人對圣主明君的呼喚。
全詩對李楊愛情極盡浪漫的演繹。在巧妙取舍李楊故事材料方面，也充分流露了詩人感情的傾向。趙輿時《賓退錄》卷九：“白樂天《長恨歌》書太真本末祥矣，特不為君諱。然太真本壽王妃，白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yǎng)在深閨人未識’，何耶?蓋宴昵之私猶可以書，而大惡不容不隱。”作為一代皇帝的唐玄宗李隆基，盡管唐代是風氣開放，禮教約束較寬松，但公公奪愛于兒子并不是光彩的事情。白居易對這件事采取了含糊其詞的辦法，用“楊家有女初長成，養(yǎng)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zhì)難棄置，一朝選在君王側(cè)”兩句詩帶過，讓人不知不覺。顯然，詩人是將這位曾經(jīng)勵精圖治、任用賢能、發(fā)展經(jīng)濟、提倡文教從而一手開創(chuàng)了開元盛世的唐玄宗作為中興偶像加以崇拜和追念。
抗戰(zhàn)期間，郭沫若陸續(xù)創(chuàng)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漸離》《孔雀膽》《南冠草》等歷史劇，是時代對愛國志士的呼喚;上世紀末，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柯云路的《新星》、二月河的帝王系列等，是時代對改革家的呼喚。其實白居易的《長恨歌》懷古詠史又何嘗不是對中興之主的呼喚。白居易可能也沒有想到當朝剛剛即位的的憲宗就是他千呼萬喚應時事而生的中興之主。后來，憲宗取得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重振了中央政府的威望，成就了唐朝的中興氣象，被后代史學家譽為大唐“中興之主”。我們在感嘆文學與歷史的默契同時，更要贊嘆白居易對“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創(chuàng)作理念的把握和堅持，贊嘆這位偉大詩人不愧為時代最優(yōu)秀的代言人。
綜上六點，我以為白居易創(chuàng)造《長恨歌》是假風月之名，抒發(fā)郁結(jié)胸中的中興熱望，渴盼能有一位唐玄宗式的鐵腕雄主扭轉(zhuǎn)乾坤，再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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