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杜甫的經(jīng)歷看他的儒家精神

　　杜甫他是一位杰出的詩人，給我們留下偉大的詩篇，用他的精神在感染著我們。

　　要討論杜甫身上的儒家精神，必須知道什么是儒家思想。“儒”字的出現(xiàn)以及人們對“儒”的評價，最早大致是在春秋后期�？鬃訉ψ酉恼f：“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這是中國古籍關(guān)于“儒”字的最早記載。在《禮記·儒行》，孔子在對答魯哀公的問話中，對“儒”的行為方式和品格作了系統(tǒng)的說明，并進行了總結(jié)說：“儒家者不隕獲于貧賤，不充詘于富貴，不慁君主，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眾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通過孔子的表述，我們看到，真正的“儒”，是有知識、懂禮儀，并且具有獨立人格和高尚品德的知識分子。這也正是“儒家”和“儒家思想”形成的基礎(chǔ)和起點。儒家思想體系的核心是“仁”，“克己復(fù)禮為仁”，約束自己，使言行合于禮，這就是“仁”。時時以“仁”的要求來約束自己的思想和行為，久而久之，即可以轉(zhuǎn)化為人內(nèi)在的品質(zhì)與性格。孟子是孔子思想的繼承者，他的“仁政”學(xué)說是對孔子仁學(xué)思想的繼承和發(fā)展，而其核心也是對人的尊重和關(guān)懷。所謂“仁政”，也就是要“以德服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可見孟子民本思想的基礎(chǔ)是“不忍之心”，“不忍人之心”是一種同情仁愛之心。杜甫是實踐孟子“不忍之心為仁”的典型。杜甫出生于一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對自己的官宦世家、書香門第，杜甫常引以為自豪——“傳之以仁義禮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志》)。杜甫以“奉儒”和“守官”并舉，且置“奉儒”于“守官”之前，就是意味著他重“守官”，更重“奉儒”，他是要通過做官來推行儒家之道。他在詩文中，多次提到儒家，以下從杜甫的三個時期重要時期分別論述其儒家精神：

　　一、漫游期(712——745)

　　杜甫從小就開始學(xué)詩：“學(xué)詩猶孺子”，十四五歲，學(xué)業(yè)有成，就開始在洛陽文壇與名流交往，“性豪業(yè)嗜酒，嫉惡懷剛腸。脫略小時輩，結(jié)交皆蒼老。飲酣視八極，俗物多茫茫。”可見少年時的杜甫才學(xué)的確出色。為開闊眼界、增長閱歷，杜甫很早就開始了漫游生活。

　　731年她開始了歷時四年的吳越之游。這次漫游從他晚年回憶往事的《壯游》詩中略窺一二：“嵯峨閶門北，清廟映回塘。每趨吳太伯，撫事淚浪浪。”《論語·泰伯》開篇就說：“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以得而稱焉。’”“孝悌”、“禮讓”這些都是儒家傳統(tǒng)思想，杜甫自小就受到這種教育，對太伯是極其景仰，如今親臨太伯廟、太伯墳而致敬，想到“泰伯讓而世好爭，所以‘撫事’而墮淚”[1]。“每趨”表明不止一次，可見對太伯的仰慕是到了很高的程度。

　　735年杜甫返回東都，考進士而不第。但他并沒有懊悔，第二年又去齊趙漫游，過了一段“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的生活。此時的杜甫年輕氣盛，在他的《望岳》一詩中感受得到“會當(dāng)凌絕頂，一覽眾山小。”不僅寫泰山雄奇之美，更突出地表現(xiàn)了他磅礴的氣勢、開闊的胸懷，以及遠(yuǎn)大的抱負(fù)。杜甫“立登要路津”的儒家濟世理想在這里已經(jīng)嶄露頭角。同時我們看見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杜甫，昂揚向上、樂觀進取的精神風(fēng)貌。741年杜甫從齊魯歸洛陽，在洛陽東的首陽山下有他的遠(yuǎn)祖杜預(yù)和祖父杜審言的墳?zāi)埂＿@年寒食日，新居落成，作《祭當(dāng)陽君文》，表明他“不敢忘本，不敢違仁”的決心，要繼承為官行道的家庭傳統(tǒng)，勉勵自己建功立業(yè)。

　　二、長安十年(746——755)

　　746年，35歲的杜甫入長安。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理想，他通過向達官貴人投贈詩篇和向朝廷獻賦的方法進入仕途，但這些努力讓他一次又一次地失望，直到755年他仍是一介布衣。由于仕途不通，經(jīng)濟上沒有來源，杜甫在長安的生活日益窘迫，甚至淪落到與貧民為伍去購買減價的官米的地步，饑餓的威脅真的降臨到他的頭上了!他越來越深刻地體驗著人生的艱辛，詩人的思想也隨之發(fā)生了變化。752年他與高適、薛據(jù)、岑參、儲光羲等人同登大雁塔，寫下了《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就是這一思想轉(zhuǎn)變的最好例證，窮籌潦倒、衣食艱難的詩人并沒有把目光局限于個人的生活，這位憂國憂民的詩人他一登高臨遠(yuǎn)，就立即將眼前景物與整個社會現(xiàn)實聯(lián)系起來，自然而然的眺望太宗的昭陵而緬懷大唐帝國的全盛時代。當(dāng)時，同登慈恩寺塔的岑參和儲光羲的詩，重點在于佛寺中的浮圖，把登塔時看到的景物與佛家教義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杜甫獨自站在迥然挺出的高度之上。他不在乎遙遠(yuǎn)的佛國、精微的義理，不在乎個人的蹭蹬、生活的悲辛，只在乎現(xiàn)實的人間、國家的命運，這就是杜甫!他眼合天下，憂國憂民，其儒家思想在不經(jīng)意間便流露了出來。

　　此后，杜甫開始冷靜地觀察社會，努力探索社會的病根。他把目光即對準(zhǔn)日益陷入苦難的下層人民，也對準(zhǔn)了日益荒淫無恥的上層統(tǒng)治者。在《兵車行》、《麗人行》中，詩人深刻地抨擊了統(tǒng)治階級荒淫腐朽的生活和禍國殃民的罪行，對這些奸臣、權(quán)貴的無比憤恨與無情揭露同樣來自儒家精神。《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可以說是杜甫旅食京華十年中遭遇、思想以及創(chuàng)作活動的全面總結(jié)。“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是對這個貧富懸殊不合理的社會現(xiàn)實的沉痛控訴!詩人經(jīng)過長途跋涉，回到了寄居異鄉(xiāng)的家，本來是共享天倫之樂的，可是迎面而來的確是晴天霹靂：小兒子已活活餓死!這是一家一戶的小事，但又是一個典型的事件，具有普遍的社會意義。詩人沒有把悲哀局限在個人的不幸，而是推己及人，憫懷那些掙扎在死亡線上的農(nóng)民和因統(tǒng)治者長期窮兵黷武而戍守邊防的戰(zhàn)士們，這種對人民苦難的己溺己饑的精神，在同時代詩人中，是多么難能可貴!

　　三、安史之亂后入蜀前(756——759)

　　755年安史之亂爆發(fā)。杜甫飽嘗了顛沛流離之苦，攜家人隨大批難民一起在亂世中奔走，九死一生，他的遭遇同普通百姓已沒什么區(qū)別了。長安飽受蹂躪，人民也在叛軍的鐵蹄下呻吟，詩人把這一切都寫入了詩中，《哀江頭》《悲陳陶》《悲青坂》等。在憂國憂民的同時，詩人也十分掛念在羌村的家人。757年秋，詩人回到家，寫了《羌村三首》以及他的另一篇長篇巨制《北征》�！侗闭鳌芬辉娪浭隽嗽娙嘶丶已赝镜慕�(jīng)歷和到家后的情況，表達了詩人對時局的看法，反映了一定的社會現(xiàn)實生活。詩中對安史之亂的控訴，是飽含血淚的傾訴!759年史思明引兵南下，唐軍潰敗，洛陽城內(nèi)之人皆紛紛逃命，杜甫也于此時匆匆離開洛陽返回華州。他又一次看到驚魂未定的人民再一次受到戰(zhàn)亂的威脅，內(nèi)心深處久久不能平靜，寫下了名垂千古的“三吏”“三別”。這些詩作深刻的表達了詩人對現(xiàn)實生活和統(tǒng)治階級殘酷性的憤怒控訴，鞭撻了黑暗的社會。通過這些詩，我們也看到了詩人的心也在因人民的災(zāi)難而痛苦的滴血。而這也無疑是詩人受到儒家仁政和民本思想的影響，它是詩人認(rèn)識社會、批判現(xiàn)實的主要依據(jù)，也奠定了杜甫憂國憂民的思想基調(diào)。杜甫對人民的仁愛、惻隱之心是不帶任何功力目的的，純粹是他內(nèi)在情感的要求，這種內(nèi)在情感的根源就是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道德文化精神。儒家的人生價值觀本來就是一個極富理想色彩的思維模式，真正付諸實踐，談何容易!但杜甫做到了，在他身上表現(xiàn)出了驚人的虔誠和執(zhí)著。

　　可以說，杜甫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儒家思想者，杜甫一生始終堅持“奉儒守官”的思想，他的人品堪稱中華民族文人品格的楷模，他的精神用一句話形容就是：憂國憂民無已時，君圣民安死方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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