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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價值的啟蒙：原形文化與詩性新民
回溯百年紅學史，1904年王國維發(fā)表了中國第一部《紅樓夢》專論《紅樓夢評論》，運用叔本華哲學分析了《紅樓夢》的悲劇精神，將其列為可與《浮士德》媲美的世界悲劇。對《紅樓夢》的悲劇闡發(fā)才是百年紅學的起點，卻沒有得到那個時代的回應，紅學迅即偏轉(zhuǎn)向了政法啟蒙與歷史考據(jù)的經(jīng)世理性，經(jīng)歷了啟蒙(排滿革命、民權(quán)民主)-自傳-啟蒙(階級斗爭)-啟蒙與自傳合流的百年滄桑�；蛘攥F(xiàn)在，是時候回到王國維以自沉來捍衛(wèi)的人文精神了。
二十世紀末，作家李劼發(fā)出了回到王國維的呼吁，《紅樓夢》是屬于“哲學的、宇宙的和文學的”，而不是屬于“政治的、國民的和歷史的”72，《紅樓夢》應當告別經(jīng)世理性，回到《山海經(jīng)》時代淳樸先民的童心，回到未被循環(huán)往復的王霸歷史污染的人文精神：
所謂中國歷史，就其文化意味而言，可簡明扼要地劃分為《紅樓夢》之前的歷史和《紅樓夢》之后的歷史。所謂之前的歷史，是帝王將相的歷史，是《資治通鑒》的歷史，是《三國演義》的歷史;所謂之后的歷史，則是大背于吾國吾民之傳統(tǒng)的歷史(此乃借用王國維所說)，或者于破敗之中尋求新的生機的歷史�！都t樓夢》的問世，既標記著對以往歷史的顛覆，又標記著一種人文精神的崛起。作為一個曠古的文化靈魂，她照亮了昔日的興衰;作為一則《城堡》式的寓言，她啟示了未來的存在�！绻f過去的歷史是暴力和道德、王道和霸道、王權(quán)和草莽、權(quán)術和養(yǎng)生術之狼狽為奸的歷史，那么《紅樓夢》以后的歷史，其文化意味則在于上述陰陽結(jié)構(gòu)的全然解體。這與其說是歷史的邏輯，不如說是文化的命運。73
李劼的呼吁得到了回應，文學界開始了對《紅樓夢》文學價值的重新審視，從文化層面批判《水滸傳》、《三國演義》的評論也開始在大眾文化中引起反響，741998年電視連續(xù)劇《水滸傳》播出之后，新時代的觀眾紛紛表達了對其中殘暴精神的不理解。21世紀初，1980年代中國新啟蒙的代表人之一劉再復懷著赤子一般的童心，以古稀之年筆耕不輟，推出了《紅樓四書》75和《雙典批判：對〈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的文化批判》五部巨著，試圖將紅學導向真正人文意義的精神啟蒙。
劉再復的紅學研究呈現(xiàn)出紅學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宏大視野，在他的闡釋中，《紅樓夢》的思想價值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它“居于人類審美創(chuàng)造乃至整個精神價值創(chuàng)造的最高水平線，它既反映中華民族的靈魂高度，又反映人類靈魂的高度”，76“是一部無真無假(‘假作真來真亦假’)、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因無果，因此也是無邊無際(沒有時空邊界)的藝術大自在”，77是“人類文學世界的極品”，一部作為哲學與文化集大成者的“超小說”。78 可以看出，劉再復明顯表示出了要借《紅樓夢》來參與普世價值創(chuàng)造、實現(xiàn)中國文化偉大復興的用心，中國的思想啟蒙不應僅僅是對西方各色意識形態(tài)的回應，中國人可以讓自己的文化價值得到普世認同。在全球化時代中國回歸大國氣象、走向民主法治的大轉(zhuǎn)型之際，劉再復的紅學啟蒙能否為紅學和啟蒙都開辟全新的起點呢?
(一)原形文化與偽形文化
劉再復借用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中提出的“偽形”概念，自創(chuàng)出原形文化與偽形文化的概念，認為《紅樓夢》代表了中國的原形文化，《水滸》、《三國》則是中國的偽形文化�！都t樓夢》代表真正的“人”的文化，其中的核心是對人本身價值的無條件尊重，是崇尚天真的文化，是中國文化的“天堂之門”;《水滸傳》和《三國演義》則是“非人”的文化，是人任人殺戮的文化，是崇尚粗暴兇狠、心術權(quán)術與陰謀的文化，是中國文化的“地獄之門”。
斯賓格勒的“偽形”概念受到了地質(zhì)學中“假晶”(臺譯本譯作偽形)概念的啟發(fā)。巖層中原有礦石的結(jié)晶體被水滲沖刷出去，漸漸只留下結(jié)晶體的空殼。后來火山爆發(fā)，熔巖流注到空殼中，凝聚、結(jié)晶直至填滿原先結(jié)晶體留下的空殼，就形成了內(nèi)部結(jié)構(gòu)和外部形狀相抵觸的結(jié)晶體，明明是某一種巖石，卻表現(xiàn)出另一種巖石的外觀，地質(zhì)學家把這種現(xiàn)象叫做假晶現(xiàn)象(Pseudomorphosis)。文化交融是文明進程中的常態(tài)，斯賓格勒用“偽形”這個概念生動描述了兩種文化的復雜交錯：
所謂“歷史的偽形”，即是指在阿拉伯文化尚未成形時，由于古典文明的對外擴張，武力占領，以致整個被古典文明覆壓于上，不能正常地發(fā)展，故而其文化型態(tài)與宗教生命，皆一時被扭曲而扼抑，但古典文明其實已經(jīng)血盡精枯，只剩下一個空殼，故而一旦阿拉伯文化在重荷之下脫穎而出，其基督教便立刻征服了整個的希臘世界。這同時也完滿解釋了伊蘭教，何以能以一個沙漠中的小派，倏忽興起，如飆風驟雨，席卷了偌大的領域。79
斯賓格勒通過對阿拉伯、晚期羅馬帝國和俄羅斯帝國解體時期歷史的考察，說明武力征服的勝利雖然帶來文化的偽形和表面繁榮，但并不能摧毀原有文化的母體，被污染的原有文化會在壓制中積蓄力量，重新迸發(fā)生機。無獨有偶，斯賓格勒是一個進化論的信徒，他用生命有機體的隱喻來闡釋文明的興衰。劉再復選擇斯賓格勒的哲學概括來重辟新啟蒙的道路，竟和新民說、新文化運動的進化論背景有著驚人的相似。他推演了斯賓格勒的“偽形”說，提出了原形文化與偽形文化一對概念：
籠統(tǒng)地講四部古典名著，從人類文化學的角度上說，其錯誤是沒有分清一個民族的原形文化與偽形文化。本書要鄭重地說明：四部典籍中的《紅樓夢》與《西游記》屬原形文化;而《三國演義》與《水滸傳》則屬于偽形文化。原形文化是指一個民族的原質(zhì)原汁文化，即其民族的本真本然文化;偽形文化則是指喪失本真的已經(jīng)變形變性變質(zhì)的文化。每種民族文化在長期的歷史風浪顛簸中都可能發(fā)生蛻變，考察文化時自然應當正視這一現(xiàn)象。80
所不同于斯賓格勒的是，斯氏認為文化偽形往往在外來文化侵入時形成，劉再復則認為中國歷史上兩次大的外來文化沖擊——佛教傳入和西學傳入，都沒有形成明顯的文化偽形。佛教演變?yōu)槎U宗后，已經(jīng)被中國化并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西學傳入會否形成偽形，至少現(xiàn)在還沒有明顯的痕跡。但是民族內(nèi)部因政治和戰(zhàn)爭造成的滄桑困難，也會造成文化偽形。81確切地說，斯賓格勒主張的是“外生文化偽形”，劉再復提出的則是“內(nèi)生文化偽形”。
什么才應代表中國文化的方向呢?“《山海經(jīng)》是整個中華文化的原形，它雖然不是歷史(屬神話)，卻是中華民族最本真、最本然的歷史。它是中國真正的原形文化，而且是原形的中國英雄文化�！�82《山海經(jīng)》中的英雄女媧、精衛(wèi)、夸父、刑天等等，都是非常單純、毫無功利算計、不知功名利祿、只求開天辟地造福人類、無私無畏、勇于探險、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英雄，是建設性的英雄，完全不同于《水滸》、《三國》中破壞性的英雄。他們雖然都失敗了，但為中華民族締造了一個健康的童年，也是中國文化應該掃清偽形勇敢回歸的原點。歷史要在循環(huán)往復的螺旋中不斷上升，回到這個健康的原點，中國文化才有繼續(xù)進化的可能，《紅樓夢》就是經(jīng)歷數(shù)千年文化偽形之后、回到健康原點的新起點。
我們說《紅樓夢》是中國的原形文化，不僅因為這部小說一開篇就緊連著《山海經(jīng)》(故事從女媧補天說起，主人公乃是女媧淘汰的石頭)，而且因為《紅樓夢》中的主人公和他心愛的諸好，以及浸透于全書的精神，都是《山海經(jīng)》的精神與赤子情懷，都遠離《山海經(jīng)》之后的泥濁世界，特別是巧取豪奪的世界。賈寶玉這個人也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他用他的天真挑戰(zhàn)著一個龐大的泥濁世界，與夸父、精衛(wèi)一樣呆傻�！渡胶＝�(jīng)》所呈現(xiàn)的中國原形文化精神是熱愛“人”、造福人的文化精神，是嬰兒般的具有質(zhì)樸內(nèi)心的精神，《紅樓夢》連接、呈現(xiàn)并豐富化了的正是這種精神。83
以神話代敘事，是文學評論中詩學方法的回歸。在劉再復的原形文化概念中洋溢著濃重的浪漫主義色彩，這同斯賓格勒的歷史哲學敘事有了適度的間離，然而它又是從這種先驗唯心論的進化論歷史哲學中脫始而出的。張灝指出的五四運動的兩歧性——理性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兩歧，84在劉再復的文化哲學中仍然揮之不去。從《山海經(jīng)》到《水滸》、《三國》再到《紅樓夢》，他在締造一個黑格爾式的歷史進化圖示：正題(《山海經(jīng)》，建設)—反題(《水滸》、《三國》，破壞)—合題(《紅樓夢》，重創(chuàng))，但卻沒有實現(xiàn)邏輯與歷史的結(jié)合�！渡胶＝�(jīng)》的神話中同樣洋溢著鮮血和暴力，雖然不像《水滸》、《三國》寫得那樣生動，85如果說《山海經(jīng)》中確實存在著建設性的英雄，在賈寶玉身上除了童心之外，卻很難看到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勇于探險造福人類的建設性精神，為什么在這樣的終點不能看到悲涼的退化而是如此樂觀的進步呢?這種熱情洋溢的對進化的期待，是不是也存在同王國維闡釋的超驗悲劇精神的沖突呢?把《山海經(jīng)》浪漫化為一個建設性的英雄史詩，一個處處洋溢著本真的人類德性的倫理高峰，是在實現(xiàn)從審美價值向倫理價值的奇異轉(zhuǎn)換，于是，劉再復借紅學和雙典闡發(fā)的人文精神起始就殘留著對經(jīng)世理性的戀戀不舍。
歷史難以尋覓起點，文化的流變，從來都是復雜的分支和內(nèi)外交融合力作用的進程。在《山海經(jīng)》之前，古先民或者創(chuàng)造了意蘊更為玄遠的偉大文化，只是已經(jīng)被破壞性的英雄滅絕了，他們在破壞的同時，又建設了自《山海經(jīng)》始的新文化，而這部古老的神話中，或者還留下了古先民玄遠文化的很多奧義，只是已被新的語言改寫了�！渡胶＝�(jīng)》之后，中國文化迄于先秦就衍生出蔚為大觀的眾多分支，其中的每一支，較之同時代西人的任何一種哲思都不為遜色，然而它們很多都失傳了，就像《紅樓夢》的后三十回真本一樣。從《山海經(jīng)》至《水滸》、《三國》再至《紅樓夢》，與其說是原形—偽形—新原形的歷史進化，不如說是自然選擇與制度變遷合力塑造下文化分流的自然進程，原來就不存在孰真孰偽。
(二)情感宗教與詩性新民
馮友蘭曾經(jīng)指出，清末康梁肇始的維新變法實質(zhì)是立教改制運動，“西洋人有教，何以中國無之?豈中國為無教之國乎?”86于是自西漢后沉寂兩千年的今文經(jīng)學，遂在康氏之手重新闡發(fā)以立孔教。直到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這場立教運動宣告失敗。佛教在西漢時就已傳入中國，唐宋以后禪宗興起引莊入佛，佛教就被中國化了。中國的士大夫?qū)τ诜鸾淌冀K有抵觸心理，因為佛教的出世態(tài)度與儒家經(jīng)義和宗法制度都難以相容。宋明以后理學興起改革儒學，受到了禪宗的影響，但總體乃是儒家哲學對佛教的一種應對。佛教雖然在中國繁盛至今，卻一直不能得到知識界的有力支持。
劉再復對于《紅樓夢》的釋讀中糾纏著兩條主線：一是來自五四新文化的經(jīng)世理性和啟蒙關懷，一是來自禪宗的破一切執(zhí)、色空觀和不二法門的宗教觀照，但卻沒有找到將這二者有機統(tǒng)合的結(jié)點。他表示了對佛教尤其是禪宗的情有獨鐘，認為蔡元培、胡適、周汝昌、俞平伯研究紅學都是使用考證的方法，而他的“紅樓四書”采用的是禪宗悟證的方法，確切地說是心靈悟證。87曹雪芹的《紅樓夢》是一部悟書，第1回空空道人所說的“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就是對佛教宇宙論的發(fā)展，其中在色、空之外出現(xiàn)了“情”的中介。從“情”入手，劉再復明確提出，曹雪芹創(chuàng)立了一種第三宗教，“一種非典型的另一形態(tài)的宗教”，88一種“有信仰、有崇拜、有博大情懷與博大境界，但沒有神的賜福與許諾的宗教”，一種情感的宗教。89在他看來，慧能以后的禪宗，就是一種滌盡宗教狂熱、神靈偶像、神靈啟示和神靈救贖，但卻存留了佛教博大情懷與博大境界、存留了佛性信仰和佛性本源、存留了啟迪個體生命自明自救的神秘意識的第三宗教，《紅樓夢》則是這種第三宗教的文學表現(xiàn)，“《紅樓夢》的‘創(chuàng)教’其實是禪的文學化、審美化、深廣化，然后自成一種以女兒為偶像、以情感為本體的意味( 感悟) 體系”。90而“愛博而心勞”(魯迅語)的賈寶玉就是這種第三宗教的先知：
賈寶玉滿身佛性，不僅是性情中人，而且是性靈中人。他的性靈，不是小性靈，而是大性靈。性靈小則表現(xiàn)為聰慧靈氣，大則表現(xiàn)為與天地相融，與萬物同心的浩然之氣、齊物之氣、大慈悲之氣�！都t樓夢》的性情、性靈都呈現(xiàn)為一種精神氣象，領悟《紅樓夢》就要領悟出這種看不見的但可以意會到的大氣象。賈寶玉身上就有這種氣象，所以我把他視為準釋迦、準基督。91
賈寶玉的身上集合了佛家慈悲精神所能體現(xiàn)的一切優(yōu)良品質(zhì)，賈府里唯有他能發(fā)現(xiàn)女兒國的詩性生命，能真正尊重女性的生命本真價值，并與她們同悲歡共歌哭，他還無差別地愛一切人：
他有一顆與林黛玉的心靈相通相知的大詩心，……這顆詩心愛一切人，包容一切人，寬恕一切人。他不僅愛那些詩化的少女生命，也包容那些非詩、反詩的生命，尊重他們的生活權(quán)利，包括薛蟠、賈環(huán)，他也不把他們視為異類�！Z寶玉心里沒有敵人，沒有仇人，也沒有壞人，他不僅沒有敵我界線，沒有等級界線，沒有門第界線，沒有尊卑界線，沒有貧富界線，甚至也沒有雅俗界線。這是一顆真正齊物的平常之心，一顆天然確認人格平等的大愛之心，一顆拒絕仇恨、拒絕猜忌、拒絕世故的神性之心�！Z寶玉的大詩心，正是這樣一種大包容、大悲憫、大關懷的基督之心，也是一種無分別(把人刻意分類的權(quán)力操作)、無內(nèi)外、無功利的菩薩之心。92
劉再復要創(chuàng)立在禪宗中加入“情感”中介的《紅樓夢》宗教，他沒有像俞平伯那樣把“色空”意象中的“色”理解為色欲之色，讓“色空”回到了佛教教義的本來面目，93然而他加入的這個“情感”中介如果僅僅表征以女兒為偶像的“情感”，則顯然不足以彰顯《紅樓夢》作為宗教的天地境界和宇宙境界。在這一點上，他的情感宗教同樣暴露出了理性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兩歧，即用理性的態(tài)度來創(chuàng)立一種感性的宗教。劉再復的好友李澤厚在他近年的哲學反思中再三申說“情本體”的概念，這種強調(diào)情感的本體論哲學顯然是與整個西方哲學傳統(tǒng)逆向的，但在這個概念中，李澤厚寄托了對中國文化的希望，中國文化不是罪感文化，而是樂感文化，這種文化“很少真正徹底的悲觀主義”，“總愿意樂觀地眺望未來”，它的最高境界是“人與整個宇宙自然合一，即所謂盡性知天、窮神達化，從而達到最大快樂的人生極致�！�94作為“樂感文化”基礎的情本體，表現(xiàn)為對一切美好事物的珍惜，“對普通的日常生活的珍惜、眷戀、感傷和了悟”。95不管情本體在哲學上成立與否，它都真正體現(xiàn)一種天地境界。劉再復沒有選擇“情本體”而是更為狹義的“情”來創(chuàng)立他的情感宗教，或者是因為“情本體”所由之溯源的“樂感文化”與《紅樓夢》的悲劇精神相悖，但這種狹義的選擇顯然也不能與禪宗哲學的宇宙視角相稱。
劉再復真誠的創(chuàng)教意圖深層，是和李澤厚一樣的借中國文化創(chuàng)造普世價值的愿望，盡管他的創(chuàng)教言說很多夸大矯飾之詞，很多空疏和脫離文本的過度闡釋，這種視角都是中國紅學研究中前所未有的大視野�！都t樓夢》一直是專屬于中國人的文學，《紅樓夢》中純粹中國語言的不可翻譯性，本身就彰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存在深層的不可通約性。如果借助宗教的中介，借助同基督教神秘主義以及與此相關的存在主義哲學、荒謬哲學的比較研究，《紅樓夢》代表的中國文化才有更多可能走向世界，成為人類世界性價值的一部分。《紅樓夢》的情感宗教世界中存在眾多詩性的生命，那是真正屬于中國的詩性生命，他們的歸宿卻都屬于彼岸世界，曹雪芹從這些生命的毀滅中體悟到了至深的悲劇精神，那就是王國維所說的屬于宇宙的生命悲�。�
《紅樓夢》的哲學意味正是，人類的詩意生命應當生活在泥濁世界的彼岸，不要落入巧取豪奪的深淵之中。人生只是到人間走一遭的瞬間，最高的詩意應是“質(zhì)本潔來還潔去”，如林黛玉、晴雯、鴛鴦、尤三姐等，返回宇宙深處的故鄉(xiāng)時，不帶地球上的濁泥與塵埃，依然是一片身心的明凈與明麗，依然是赤子的生命本真狀態(tài)�！都t樓夢》之所以是最深刻、最動人的悲劇，正是因為它是這樣一曲悲絕千古的詩意生命的挽歌。96
然而，為什么這屬于天地境界的情感宗教和詩性悲劇還是要回到百年前的五四?為什么劉再復的新啟蒙就不能徹底告別此岸世界的經(jīng)世理性?
(三)翻轉(zhuǎn)的五四與重創(chuàng)的歷史
劉再復在對他早年五四研究的回顧中，提出五四不同于西方的啟蒙運動，五四是“病理學啟蒙”，“是用病理學的眼光來看待社會和歷史。它看到的是現(xiàn)實社會和傳統(tǒng)文化的病態(tài)。壞的方面看的很透，以至于看到中國已病入膏肓”，97就選擇激烈的反傳統(tǒng)來療治這種病態(tài)。十八世紀西方的啟蒙運動則是“生理學啟蒙”，“因為它重在建設、建構(gòu)，出現(xiàn)了洛克、孟德斯鳩、盧梭、伏爾泰、狄德羅等思想家和創(chuàng)造者�！�98他感慨西方啟蒙驚人的創(chuàng)造性，而中國五四卻遠遠沒有創(chuàng)造出可以取代舊傳統(tǒng)的新傳統(tǒng)，《紅樓夢》代表的舊傳統(tǒng)仍然屹立至今。在他看來，五四的失敗在于沒有樹立正確的批判對象和正面旗幟：
區(qū)分原形文化與偽形文化之后，想起了我所崇敬的著名詩人作家聶紺弩關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假設�！f，“五四”新文化運動要是高舉《紅樓夢》的旗幟就好了�！拔逅摹毙挛幕\動的基本點是批判的──批判非人的社會與非人的文化，但是，缺乏正面的旗幟(只好把尼采、易卜生等當旗幟)。…… “五四”高舉人的旗幟，以空前的力度揭露中國標榜仁義道德的舊文化乃是吃人的文化，但是，“五四”的思想先鋒忘記了，自己的文化系統(tǒng)中卻有一部高舉“人”的旗幟的大書，可以作為正面的旗幟和參照系，這就是《紅樓夢》。……把《紅樓夢》這部人書作為“五四”的正面旗幟，這是聶紺弩的假設。被他的假設所啟發(fā)，我則做了第二假設：如果“五四”新文化運動不是把孔夫子作為主要打擊對象，而是把《水滸傳》和《三國演義》作為主要批判對象就好了。 99
這個翻轉(zhuǎn)的五四或者是要變“病理學啟蒙”為“病理學與生理學結(jié)合的啟蒙”，《水滸》和《三國》才是中國社會真正的病理，代表了中國人不健康的集體無意識，《紅樓夢》則是中國社會的生機，代表了中國人健康的集體無意識，因為它發(fā)現(xiàn)了人的尊嚴，還發(fā)現(xiàn)了詩性的生活，它能拯救中國人，讓他們變成詩性的新民�！啊都t樓夢》的主題恰恰是五四的主題。‘ 五四’運動的三大發(fā)現(xiàn)：人的發(fā)現(xiàn)、婦女的發(fā)現(xiàn)、兒童的發(fā)現(xiàn)，曹雪芹早就完成了。……應把1904 年王國維所作的《紅樓夢評論》視為新文化的先聲�！�100
于是，劉再復通過情感宗教呈現(xiàn)的《紅樓夢》詩性敘事又轉(zhuǎn)化成了歷史敘事，《紅樓夢》又回到了救亡的經(jīng)世理性道路上來，要承擔拯救中國世道人心的艱巨歷史使命，要創(chuàng)造詩性的中國新民，并且要從人間驅(qū)除文化偽形帶來的一切邪惡：
可以預料，隨著時間的推移，《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的偽型將被淘汰——其精神內(nèi)涵不代表人類的期待。而《紅樓夢》恰恰代表著中國和人類未來的全部健康信息和美好信息。這是關于人的生命如何保持它的質(zhì)樸、人的尊嚴如何實現(xiàn)、人類如何“詩意棲居于地球之上”(荷爾德林語)的普世信息。101
何等浪漫的情懷和純真的期望，然而，與這種浪漫純真伴生的仍然是一種躁竟的非此即彼的二元論邏輯，這種躁竟和急切，缺少的還是對主體的真正反思，和對自由理性的真正獨立的關照，其中體現(xiàn)的仍然是一種急于改變中國社會現(xiàn)狀的實用主義心態(tài)，和康有為的創(chuàng)教改制并無二致�；蛘咴诠畔≈甑膭⒃購托闹校仓袊硕紤撟x《紅樓夢》，拋棄《水滸》和《三國》，華夏中國就會有詩性的新民遍地，中國才能實現(xiàn)五四的未竟之志，從此迅速走向民主和法治，躋身世界強國之林。實際上，他在完成梁啟超沒有實現(xiàn)的小說教，為新民做準備以圖實現(xiàn)救亡與富強的小說教，他仍在繼續(xù)百年來《紅樓夢》的漫漫經(jīng)世啟蒙之路，而沒有回到王國維從容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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