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為何歸隱田園

　　陶淵明，字元亮，晚年更名潛，字淵明。別號五柳先生，私謚靖節(jié)，世稱靖節(jié)先生。以下是小編整理的陶淵明為何歸隱田園，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不過，就一定是這樣的嗎?一般，人們記憶之中，詩人的歸隱，與“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不可分割：陶淵明正在彭澤令任上，督郵來巡視，縣吏告訴詩人“你得整衣束帶去見他”;詩人一聽，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xiāng)里小人!”于是掛印而去�？蛇@個生動的場景，出現(xiàn)在后代史書《宋書》里，陶淵明自己可不是這么說的。他的那篇名文《歸去來兮辭》的序里只說自己出來做官是因為家里窮，要錢，可有了錢的官場生活與自己的本性不合，所以也很難受，“深愧平生之志”。這時恰好他嫁到武昌程家的妹妹死了，他急著去吊唁，所以就離職而去了。如果我們相信詩人的自述，那他不是掛冠直接回家的，而是首先從今天九江那兒的彭澤，溯江而上跑武昌去了。一件事，不同的說法，道理其實簡單：人們最熟知的，未必就是事實，而事實是什么，真得多想一想。

　　一想，就有許多可議。其實詩人之率性而不負責任，不是頭一回了。陶淵明也不是只做了彭澤令這一任官，他最早出仕，是任所謂“江州祭酒”，這官名很可能是 “祭酒從事史”的省稱。據(jù)《宋書·百官志》這是“分掌諸曹兵、賊、倉、戶、水、鎧之屬”，職事瑣屑得很。加上這時候的江州刺史是王羲之的兒子王凝之，詩人與這個傲慢的王家子弟大概也不投緣，《宋書》里記載他“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少日”就是沒多久的意思，雖然我們不知道究竟有沒有短過彭澤令的八十天。詩人之所以能一再地一不高興就甩手而去，當然有他的資本，可想而知，他有一定的依憑，是有些家底的，即使到最后他歸隱田園的時候已很落拓，也還有“方宅十余畝，草屋八 九間”(《歸園田居》其一)。而另一方面，詩人熬到差不多三十歲出來做官(陶淵明的年壽有許多的不同說法，從五十多到七十多都有;這里就照最早也最通常的六十出頭計，生年在公元365年)，擔任的卻是事務(wù)瑣雜的職位，在當時他只能算是地位不高的寒素之士，大約也是可以肯定的。

　　前面提到的還有一節(jié)也值得稍加留意：陶淵明丟開彭澤令的位子跑去武昌吊唁妹妹，詩人的家不是在廬山腳下嗎?他的這位程氏妹(過去一般認為他們是同父異母的兄妹，可也有學者認定他們就是親兄妹)怎么遠嫁到武昌了?說起來，武昌當時屬于長江中游的荊州地界，那里可是陶家早先盡顯榮光的地方。

　　荊州在中古時代具有極重要的地位，東晉一代，更可謂舉足輕重，以其踞長江中游之勢，往往與下游建康的中央形成對峙。那個時候，曾任荊州刺史的，前后二十余人，東晉最后那些年的亂局時期不計，大抵都是東晉秉執(zhí)權(quán)勢的世家大族，如瑯琊王氏家人占有該位置十年，外戚庾氏兄弟連著據(jù)有十年，桓氏更斷續(xù)有四十余年。這些人物里面，除作為外戚的庾氏兄弟，某種程度上代表了皇室的勢力，與時據(jù)中樞的名相王導形成抗衡，其余的王敦、桓溫、桓玄等，皆有抗衡中央，乃至不臣之意。陶氏家族的歷史上，陶淵明最崇敬的曾祖陶侃，也曾是東晉荊州歷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在王氏和庾氏之間，他任刺史差不多十年�？梢哉f，荊州曾是陶家勢力甚大的所在。雖然我們不清楚陶淵明的這位妹妹嫁在武昌程家的原委，但很可能并不是偶然的。即使是陶淵明本人，荊州也是他一生經(jīng)歷中非常之重要的一個地方。這就得說到詩人的第二次出仕了。

　　在梟雄桓玄、劉裕手下任職

　　陶淵明的第二次出仕，即他在當時的梟雄桓玄手下任職的經(jīng)歷，過去人們留心的不多�；感�是一位文韜武略都十分了得，在東晉晚期歷史中扮演了翻天覆地的重要角色的人物。他的發(fā)跡不妨從公元398年說起，當時青、兗二州刺史王恭與荊州刺史殷仲堪聯(lián)合對抗朝中攝政的司馬道子，結(jié)果北府軍名將劉牢之倒戈，致使王恭兵敗被殺，桓玄和殷仲堪本來就是玄學辯友，這次事變他們是站在一邊的，此時乘機成了江州刺史;第二年(399)桓玄又攻殺殷仲堪，再一年(400)為荊州刺史，兼領(lǐng)了江、荊二州。而大約就在桓玄先后據(jù)有江州和荊州的這一期間，詩人陶淵明進入桓玄麾下任職。

　　對此，最確實的證據(jù)是陶淵明自己的幾首詩。公元400年的《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guī)林》詩二首，其中有“自古嘆行役，我今始知之”的句子，表明詩人當時人在仕途無疑;詩中的“都”指東晉的都城建康，而“規(guī)林”應(yīng)在尋陽附近，由此可知，這兩首詩寫于詩人“行役”赴都城建康之后返回西行，在離家鄉(xiāng)不遠處遇風停留之時。那么詩人“從都還”，是要“還”哪里呢?當然不是回“規(guī)林”附近的家，哪有當官出差完事之后便回家的道理?得銷差。去哪兒銷差呢?他在第二年也就是401年有一首《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里面出現(xiàn)了“懷役”二字：“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這與詩題中“赴假”、“夜行”顯然是相應(yīng)的，那么，詩題透露的信息乃是詩人在休假之后返還江陵，經(jīng)過距武昌不遠的涂口。這回銷假返回的江陵，理應(yīng)就是前一年“從都還”的目的地，這也正是前面提到的399年攻殺原荊州刺史殷仲堪而此刻正據(jù)有該地的桓玄的府中。鑒于桓玄398年開始領(lǐng)江州刺史，或許有理由推測，陶淵明早在399年桓玄攻滅殷仲堪之前、其據(jù)江州時就已投身桓玄麾下。無論如何，由詩人的這三首詩看，可以肯定，大約在401年及之前的兩年甚至三年，陶淵明便在桓玄處任職。

　　毫無疑問，這該是陶淵明一生中最久的仕途經(jīng)歷了。那么，在桓玄手下，詩人有何作為呢?我們已經(jīng)知道，400年的《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guī)林》顯示他為桓玄擔任了赴京使者，然而使命是什么呢?現(xiàn)代研究陶淵明最深入的學者之一逯欽立先生覺得，詩人很可能是在為桓玄上疏朝廷請求領(lǐng)兵討伐孫恩而奔走。孫恩家世奉五斗米道，399年乘亂起事，為被司馬道子所殺的叔叔孫泰復仇，一時聲勢浩大，攻入會稽，殺了當時的會稽內(nèi)史王凝之，吳地諸郡動蕩不已。這次孫恩雖然被劉牢之率軍擊退，回據(jù)舟山一帶的海島，但第二年的五月又卷土重來。在這樣的背景下，桓玄請求討伐孫恩，固然有正當?shù)睦碛�，然而事情往往也是復雜的，背后未必沒有隱藏著桓玄借機東下的意圖和野心。如果陶淵明擔任的是這么一個代桓玄請求東下的使命，那還真是頗關(guān)緊要的。

　　陶淵明結(jié)束這段為時最久的仕途經(jīng)歷，倒不像第一次江州祭酒那樣是自行一走了之的，而是他母親孟氏401年冬天去世所致，這在詩人的《祭程氏妹文》里說得很明白：“昔在江陵，重罹天罰。”可見，陶淵明是在江陵桓玄荊州刺史門下得到母親去世消息的。

　　或許會有疑問，詩人生平最久的這段仕途經(jīng)歷，何以千年以來頗為隱晦，少受留意呢?了解隨后的情勢變幻，大概可以懸揣一二。

　　就在陶淵明離開桓玄返回故鄉(xiāng)為母親守孝之后的兩年半時間內(nèi)，整個形勢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402年晉安帝下詔罪桓玄，桓玄因率軍東下，幾乎有反復倒戈習慣的劉牢之再次重演老把戲，投降桓玄，桓玄順利攻入建康，殺司馬元顯，總攬朝政;次年(403)桓玄篡晉，改元建楚;接著的404年初，這一時代的另一位梟雄、后來代晉而立的劉裕起兵討伐桓玄，雙方在尋陽附近便有戰(zhàn)事，而與劉裕站在一邊的就有當時的江州刺史、劉牢之的兒子建德將軍劉敬宣。最后的結(jié)果，桓玄兵敗伏誅。在這一連串的變故之中，前半場，詩人是看客，后半場，則進場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陶淵明在這時候有一首詩《始作鎮(zhèn)軍參軍經(jīng)曲阿作》，寫詩人雖懷著留戀，但還是告別故鄉(xiāng)，一路向東，擔任鎮(zhèn)軍將軍的參軍去了;這位鎮(zhèn)軍將軍，如今的研究者大致確定，就是劉裕，他當時駐京口，陶詩題中提及的曲阿與之相距不遠。

　　陶淵明在劉裕處不久便離開了，因為第二年(405)年初，他留下一首《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jīng)錢溪》已表明他擔任了建威將軍劉敬宣的參軍。從劉裕麾下轉(zhuǎn)往劉敬宣那里，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我們弄不清楚，但從劉裕和劉敬宣當時合作密切的關(guān)系來看，也并不很奇怪：這位劉敬宣乃是劉牢之的兒子，我們前面提到，402年桓玄東下進攻建康之時，劉牢之反戈投降了桓玄，但反復之人隨即又與兒子劉敬宣蓄意襲擊桓玄，事敗自經(jīng)，而劉敬宣則奔竄到北方去了;過了兩年(404)，作為劉牢之舊部的劉裕起兵討桓玄，正是劉裕“手書召敬宣”回來的。陶淵明在這首詩中有“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的詩句，已表示他要歸去田園了。確實，就在這年(405)，被桓玄廢黜的晉安帝恢復了帝位，劉敬宣隨即上表解職，陶淵明這次“使都”大約就是為此而去的。離開劉敬宣之后大約半年，才有了詩人為人熟知的八十天彭澤令的最后一段仕途。

　　大致明白了陶淵明就職桓玄、劉裕麾下的始末，或許便能了解這些曲折何以有意無意被隱晦的緣故了。詩人之服務(wù)于桓玄，在劉裕這里，是絕對不該被提及而是應(yīng)竭力忽略、掩埋的事，甚至他投身劉�？赡芤彩遣坏貌挥械淖藨B(tài);而詩人與桓玄、劉裕的這些瓜葛，在后世大多數(shù)認定陶淵明忠于晉室的人那里，實在也是難以面對的——這兩位雖是敵手，可在顛覆東晉王朝方面，則并無二致，可謂前仆后繼的梟雄。

　　回顧陶淵明這些年的經(jīng)歷，知曉他曾在東晉晚期桓玄和劉裕兩位大梟雄手下謀事，見證了他們翻天覆地的所作所為，我們應(yīng)該能夠了解和想象詩人的內(nèi)心波瀾。他會是對現(xiàn)實政治毫無深切感知的凡夫嗎?他會是樂天知命簡單純粹的田園詩人嗎?

　　毫無疑問，詩人是有用世之心的，在他的詩中或隱或顯有所表露;然而這種用世之心，不是空泛的意念而已，必得有落實之處。對陶淵明來說，用世的理想，如果曾經(jīng)有過一個真正實現(xiàn)的機會，當然不是最初的江州祭酒，也不是最后的彭澤令，甚至劉裕和劉敬宣的參軍也談不上——如前邊談到的，這或許是他曾效力桓玄而不得不付出的努力，想在其中獲得抒展的可能，未免太天真了——而是在桓玄麾下，在那詩人一生最久長的一段仕途。

　　門閥時代的陶家與桓家

　　回到陶淵明投身桓玄麾下的那一刻。詩人為什么會這么做呢?

　　其實，為詩人設(shè)身處地來想，有很充分的理由。首先我們已經(jīng)知道，桓玄當時據(jù)有江、荊二州，勢力之大，人所矚目;而荊州正是詩人最崇敬的曾祖陶侃曾經(jīng)生活和戰(zhàn)斗的地方。

　　其次，從陶淵明的切身感受而言，他于桓氏當有相當?shù)挠H切感。東晉是所謂門閥時代，陶淵明與桓玄的關(guān)系，似乎也很有必要從這樣一個視野中加以觀測。桓氏家族，如歷史學家田余慶先生所考，東漢大儒桓榮為其先人，中經(jīng)曹魏時代曹氏與司馬氏之間的激烈斗爭，桓范被殺，此后家族孤單勢弱;桓彝渡江，為東晉功臣，其子桓溫權(quán)傾一時，為桓玄最終代晉為楚確立基礎(chǔ)。雖然如此，桓氏當初仍很受高門世族的鄙視，《世說新語》里記載桓溫為兒子向當時在自己手下為官的王坦之提親，王坦之不敢自主，答應(yīng)回家去問問自己的父親、也就是桓溫相中的兒媳的爺爺王述。王述就是那位著名的脾氣急躁的王藍田，曾想吃雞蛋，筷子夾不住，扔下地用鞋跟踩，還踩不著，于是就地抓起來，直接放進口里咬開再吐出來。這回，王述還是很暴躁，本來他是很喜歡王坦之這個兒子的，兒子雖然是大人了，還抱著靠在自己的膝蓋上，但一聽桓溫求婚的事，便大怒，一把推開兒子，罵道：“你犯渾了嗎?怕桓溫嗎?他不過兵家出身，怎么可以將女兒嫁過去!”王坦之于是回報桓溫說：“卑下女兒家里已為她定了婆家了�！被笢禺斎皇敲靼兹�，說：“我曉得了，這是你爹不答應(yīng)啊�！蓖跏鲆曰笢貫椤氨�”，當時這是強烈蔑視的表現(xiàn)。至于陶氏家族，陳寅恪先生認為本來出自溪族雜處地區(qū)“業(yè)漁之賤戶”，因而士族勝流視同異類，只因東晉初年以軍功致顯，但仍受到歧視�！妒勒f新語》里記有一則故事：王胡之住在會稽東山的時候很窮，當時陶侃的兒子陶范送一船米給他，結(jié)果竟然被拒絕了，王直截了當?shù)卣f：“我王家的人沒米下鍋，自會去找謝家的謝尚討，不要你陶家的米�！毖芯俊妒勒f新語》極為精深的余嘉錫先生對此分析道：“因陶氏本出寒門，士行(陶侃)雖立大功，而王、謝家兒不免猶以老兵視之�！弊钪档昧粢獾氖恰妒勒f新語》的這條記載：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陶侃)。胡奴(陶范)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曰：“先公勛業(yè)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煉，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勛，為史所贊。”

　　但對這條文字，劉孝標為《世說新語》做注的時候引了另外一本史書《續(xù)晉陽秋》的記載：(袁)宏為大司馬(桓溫)記室參軍，后為《東征賦》，悉稱過江諸名望。時桓溫在南州，宏語眾云：“我決不及桓宣城(桓溫之父桓彝)�！睍r伏滔在溫府，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啟溫，溫甚忿，以宏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令人顯聞之。后游青山飲酌，既歸，公命宏同載，眾為危懼。行數(shù)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自非下官所敢專，故未呈啟，不敢顯之耳�！睖啬嗽疲骸熬�欲為何辭?”宏即答云：“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則宣城之節(jié)，信為允也�！睖劂�然而止。

　　顯然，這兩則記述極為相似，我們不必追求兩者之間究竟是張冠李戴了，還是都曾發(fā)生過，桓、陶兩家故事可以有這樣的糾葛，透露出兩家在彼時高門世族視野中彼此地位相侔。就陶淵明而言，其家族從曾祖陶侃開始，為國家勛臣，到詩人這代已然衰落，作為舊家子弟，陶淵明的自我認同或許是很以祖先為傲的，但實際環(huán)境之中則遠非如此，其不受高門世族之尊重，與桓氏頗為類似。這或許是陶淵明與桓氏之間一種精神合契的基礎(chǔ)吧。

　　說到家族，更進一步的關(guān)系，在陶淵明仰慕的家族人物中除曾祖陶侃外排名第二的是外祖父孟嘉。孟氏為武昌地方望族，乃當時名士，陶侃鎮(zhèn)荊州時將自己的第十個女兒嫁給他，他們所生的第四位女兒即陶淵明的母親孟氏。孟嘉在桓溫手下做事，兩人關(guān)系親密，陶淵明為外祖父寫的傳記里有不少涉及，比如非常有名的逸事：“溫嘗問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這篇傳寫在陶母孟氏去世的詩人居憂期間，如前所述，正在此前后局勢發(fā)生巨大變化，桓玄揮戈東下，直至最后代晉立楚;以此為背景看，曾仕于桓玄的詩人走筆書寫外祖孟嘉與桓溫的往事，除了顯示他對自己家族與桓氏家族關(guān)系的了解和關(guān)切，有沒有別的意思，真不那么好說。即便我們不做過度揣測吧，以這樣的關(guān)系來看，當初陶淵明投身桓玄，至少屬于一個頗為自然的選擇：在詩人，桓玄是自己崇敬的外祖父的主官桓溫的兒子;在桓玄，這是父親早年一位僚屬的外孫。

　　再次，陶淵明與桓玄之間，也不是僅有故舊親屬之類的關(guān)聯(lián)，說得堂皇一些，可以說他們之間也有思想和信仰上的共同語言。陶淵明比桓玄大幾歲，同代人接受了大致類似的教育，擁有類似的文化教養(yǎng)。陶淵明詩里說，自己是“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jīng)”;而桓氏家族初以儒學立身，作為幼子的桓玄甚受桓溫寵愛，傳統(tǒng)之教養(yǎng)可想而知，如果要舉出例證，不妨看桓玄與當時廬山高僧慧遠的交往�！陡呱畟鳌酚涊d399年桓玄從江州出發(fā)攻擊荊州殷仲堪之前，曾入廬山與慧遠見面，當時他就佛教徒削發(fā)出家，依據(jù)《孝經(jīng)》“身體發(fā)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問難道：“不敢毀傷，何以剪削?”慧遠早先也是熟讀儒書、“博綜六經(jīng)”的，隨即以《孝經(jīng)》下文“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作答：“立身行道�！憋@然，他們之間的論辯都基于儒家經(jīng)典。

　　除了這樣以傳統(tǒng)儒家立場對佛教提出異議，桓玄與慧遠的爭辯，也運用到玄學論說，他本就是一位善文能辯的玄談高手。觀察佛學史上慧遠的許多論說，其實都與桓玄有著關(guān)系，沒有桓玄的挑戰(zhàn)和刺激，《沙門不敬王者論》《明報應(yīng)論》等名篇或許都不會產(chǎn)生、傳世。要了解桓玄的玄學立場及其對慧遠的辯難，除了傳世的桓玄的文章，還可以從慧遠那些論著的問難部分來看，《沙門不敬王者論》等著作的結(jié)構(gòu)是問難和回答相結(jié)合組成的，問難部分代表的是一般的流俗之見，而回答的部分則是慧遠正面闡發(fā)的觀點。如果比對當時數(shù)量不少的相關(guān)文獻，可以了解《沙門不敬王者論》中有些問難與桓玄密切相關(guān)。而慧遠在論中明確寫道：“達患累緣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稟化，不順化以求宗�！被圻h的意思是說，佛教認識到人生之患累在于人身，因而不能以保養(yǎng)身體的方式止息患累，而萬物之生由于自然之化，故此便不能順隨自然大化去求得最后的宗極�！绊樆�”與否，是慧遠展示給桓玄的非常關(guān)鍵的雙方分歧所在;而“順化”即順應(yīng)、依循自然的流衍變化，不僅是桓玄質(zhì)疑慧遠的要點，也是陶淵明思想的核心：“縱浪大化中”的自然主義是陶淵明基本的人生態(tài)度，也是他人生樂處的根本，所謂“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在慧遠看來，陶淵明與桓玄應(yīng)該是一樣的，是固執(zhí)順化觀念而沒有佛教信仰的凡夫俗子。

　　最后，在陶淵明和桓玄的關(guān)系中，詩人如何看待桓玄的篡晉，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向來許多學者認定陶淵明反對桓玄的行徑。這大概也符合相當?shù)氖聦�。不過，或許也可以稍微多體察一下當時的情勢，其實不必以其他時代的忠君觀念來看待魏晉以來的觀念和風習，自魏晉易代以來，“忠”就不是最突出的價值高標，門閥世族并不以忠君為極則，而東晉門閥政治的格局中，皇家與門閥世族共治，皇權(quán)之神圣性更不可與異代同觀。當時幾乎所有門閥豪強，都有覬覦皇位的心意。當年桓溫之心，可謂路人皆知，以至于后來佛教文獻《冥祥記》中也留下了如下的故事：

　　晉大司馬桓溫，末年頗奉佛法，飯饌僧尼。有一比丘尼，失其名，來自遠方，投溫為檀越尼。才行不恒，溫甚敬待，居之門內(nèi)。尼每浴，必至移時。溫疑而窺之：見尼裸身揮刀，破腹出臟，斷截身首，支分臠切。溫怪駭而還。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溫以實問。尼答云：“若遂凌君上，刑當如之�！睍r溫方謀問鼎，聞之悵然。故以戒懼，終守臣節(jié)。尼后辭去，不知所在。

　　有“問鼎”之心，而“終守臣節(jié)”的不止桓溫，即如詩人的曾祖陶侃，《晉書》里也有記述：

　　或云侃少時漁于雷澤，網(wǎng)得一織梭，以掛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為龍而去。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隧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又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斂板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后當為公，位至八州都督�！庇猩葡嗾邘煿缰^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為公。若徹于上，貴不可言�！辟┮葬槢Q之見血，灑壁而為“公”字，以紙裛，“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據(jù)上流，握強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

　　《晉書》多收載前代傳說，這里所載陶侃的故事未必精確，但與《冥祥記》記桓溫事一樣，透露了當時的一般觀感則無疑。在列位據(jù)有荊州之豪強中，陶侃或許是其意其行最為隱晦的。不過，他的“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與桓溫之“故以戒懼，終守臣節(jié)”，依稀類似。這些傳聞甚至可能的聯(lián)想，作為陶侃后人的陶淵明不容不知，至少因為陶侃，他似應(yīng)不會為此對桓溫，乃至桓玄有特別的惡感吧。

　　歷史轉(zhuǎn)型之際的陶淵明

　　這么說，并不是要完全否定陶淵明對東晉末年桓玄、劉裕前仆后繼篡晉自立的負面態(tài)度，而是想說：對于政治史上的大事件，一個人的反應(yīng)可以是政治的，然亦或許可以不是純?nèi)徽�治的，而同時可以是立足于家族的、文化的。

　　之所以有如此理會，很大程度上可以看陶淵明對桓玄和劉裕的不同態(tài)度。相比較與桓玄的關(guān)系，陶淵明對劉裕觀感應(yīng)屬不佳，其第三次出仕為時很短，至久不過一年，而其詩中對劉裕，素不以之為是。就看陶淵明回顧東晉滅亡的詩歌，《述酒》是非常重要的一篇，但據(jù)袁行霈先生的辯說，所責難的對象也主要在劉裕而不及桓玄。至于在行動上，歸隱田園之后，陶淵明依然與當時的仕途中人保持一定的聯(lián)系與來往，袁行霈先生排比對照之下，以為較為令人矚目的幾位之中，陶淵明的“態(tài)度頗不相同。陶引為知己的是顏延之和殷晉安，可以接近的是王弘，反感拒斥的是檀道濟”，其中的緣由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為他們與劉裕的關(guān)系存在疏遠親近之別：遠劉者，淵明與之近;近劉者，淵明與之遠。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可窺見詩人對劉裕的惡感。

　　除了直接涉及政治現(xiàn)實、世代變局的方面，從前邊談到的陶淵明與桓玄的家世和信仰的聯(lián)系，反觀詩人與劉裕的話，他們之間的隔膜，可想而知是甚為顯著的：劉裕沒有任何門閥社會的家族背景，其崛起完全出自武力及功業(yè)，在世族意識上，陶淵明近桓玄而遠劉裕是無疑的;在信仰和思想方面，劉裕出身行伍，不存在任何深刻的教養(yǎng)、傳統(tǒng)和認同，不提桓玄，就說在桓玄之后與劉裕競爭的主要對手劉毅，當時人對比二劉，一般都認為劉裕武功強而劉毅文雅勝�？粗�如此一位梟雄的漸行坐大，陶淵明想必漸難接受。詩人的拒斥態(tài)度，應(yīng)該也包含了兩個層面，一是基于勛舊家族的政治態(tài)度，二是雖實出身單微衰落之家族而往往自負高標的文化立場。晉宋之際的變局，即就篡晉者言，從世家桓玄到低級士人劉裕，是一整個時代轉(zhuǎn)型的體現(xiàn)。陶淵明作為東晉勛臣的后裔，所受的教育和早年的實踐，都是要入世有所作為的;而他與類似階級的桓玄關(guān)系被迫中斷，與劉裕則不能投緣，在這兩位當時叱咤風云的人物之間，有世族和低等士人的不同，詩人身當此歷史轉(zhuǎn)型的關(guān)頭，對新的歷史動向是不合契的：陶淵明對世族至低等士人之轉(zhuǎn)變自是不奈;而以其勛舊家世，對于篡晉的趨向亦難隨附，構(gòu)成雙重的不合時宜。由此，進而言之，陶淵明最后終于退出官場，固有家族地位實際不高故而不致顯達及對亂世的厭倦，而眼見劉裕日漸強大，不奈世間階級與風習的轉(zhuǎn)趨，也是觀察陶淵明退隱田園不能不加以注意的大的歷史背景。

　　退隱田園，是詩人做出的人生最大的決斷。此后，陶淵明對于自己的歸隱田園的種種自我詮釋，所謂“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是從自然本性來立說的，發(fā)揮的是莊子和玄學的觀念，高遠而超然，這固然是其學問和思想有以致之;但有如上所述的生活軌跡為背景，這些理念的說明和詮釋，實在也是現(xiàn)實中挫敗的人生經(jīng)驗的轉(zhuǎn)化與提升。陶的自我轉(zhuǎn)化和提升，塑造了他在當時的現(xiàn)實和此后的歷史上的自我形象，是他藉文字而實現(xiàn)了自己的完成。

　　陶淵明

　　高超、閑靜、淡遠，是晉宋間第一流人物。說到饑餓，他是飯瓢�？�，家無存糧。說到寒冷，他是粗布短衣，冬天還穿著夏天的葛衣，沒有替換的衣服。他的住房是四壁空空，難以遮蔽寒風和太陽。窮困之狀可以說是到了極點。讀他的《與子儼等疏》說：“我常恨家中沒有楚國老萊子之妻那樣的賢內(nèi)助來開導我，只有自己懷抱這樣的一片苦心了。你們雖然不是一母所生，也應(yīng)該思索四海之內(nèi)皆兄弟的意義，齊國的管仲、鮑叔二人是朋友，在經(jīng)商贏利分財時，多少并無猜疑之意，外人尚可以如此，何況你們是同父的兄弟呢！”這樣看來，陶淵明還是妾生的兒子。他的《責子》說“雍、端兩人年齡都是十三”，看來這兩個人一定不是同母的弟兄了。陶淵明在彭澤縣作縣令時，下令公田全都種成高粱，說：“這樣我就能常醉酒了，便心滿意足了�！钡�妻子和兒子堅決請求種粳稻，他就下令讓二頃五十畝種高粱來釀酒，五十畝種粳稻供食用。他在《歸去來兮辭》中自敘也說：“公田的收成，足夠做酒，所以順便求了彭澤令這個小官�！彼�本希望種的莊稼熟了，一年后離任。然而從仲秋到冬天，他在官僅八十幾天，就自動免官離職。所謂的高粱粳稻，都沒有能吃到一顆一粒，可悲啊！

　　參考資料：

　　陶淵明高簡閑靖，為晉、宋第一輩人。語其饑則簞瓢屢空，缾無儲粟；其寒則裋褐穿結(jié)，絺绤冬陳；其居則環(huán)堵蕭然，風日不蔽。窮困之狀，可謂至矣。讀其《與子儼等疏》云：“恨室無萊婦，抱茲苦心。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管仲、鮑叔，分財無猜，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然則猶有庶子也�！敦熥印吩娫疲骸坝骸⒍四晔�三�！贝藘扇吮禺惸笭�。淵明在彭澤，悉令公田種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逼拮庸陶埛N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其自敘亦云：“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豹q望一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即自免去職。所謂秫粳，蓋未嘗得顆粒到口也，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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