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墓碑文淺析

　　作為一種功能性文體,墓碑文有相對固定的內容和形式,成為一種社會交際的應酬性文字。王安石在創(chuàng)作此類文章時一直堅持兩個原則:一是實錄原則。據實書之,這是古來一條重要的原則。陸游的《老學庵筆記》中有一則記載:“(王安石)作文通(沈遘)墓志,遂云:‘公雖不嘗讀書’,或規(guī)之曰:‘渠乃狀元,此語得無過乎?’乃改‘讀書’作‘視書’。”可見,王安石認真嚴肅的寫作態(tài)度以及不虛美、不隱惡的史家筆法。二是行道原則。在《學士書》中王安石明確表示:炫耀子孫、官職之類俗套毫無意義,而應該以“行道”來作為榮耀的標準,即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茍不能行道,適足以為父母之羞。”但是,王安石并非“任理而無情”,在他的墓碑文作品中,有很多以情行文、情動于中而形于言的文章。這些文章讓我們看到,在王安石這樣一個以剛毅果敢的政治家、學養(yǎng)深厚的思想家形象著稱于世的人物筆下,也有情深意長、哀婉真摯的一面。

　　一、為親情、友情寄托哀思

　　王安石是個既重友情、又重親情的人。在悼念友人的墓碑文中,發(fā)抒了對友人深切的哀思、懷念、同情與惋惜。

　　王令,字逢原,是北宋中期一位才華橫溢的詩人。王安石為悼念王令結撰了一篇墓志銘,就是后來他自己所說的“此于平生為銘,最為無愧”(《與崔伯易書》)的《王逢原墓志銘》。文章以強烈的感嘆和議論起筆,首先引用《孟子·梁惠王上》:“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的話對“士”下了定義并加以闡發(fā),認為孔子、孟子、伯夷、柳下惠是古代所說的“士”,然后引出王令,敘述與之相交、相崇、相知的過程和心情,對王令的文章、節(jié)行給予高度評價,從而與前文相呼應,把王令提到了和孔子、孟子、伯夷、柳下惠平起平坐的地位上,可見王安石對王令的厚愛深情。情愈深,痛愈重,恨愈長,最后一段銘文直指蒼天,反復悼惜,不勝憑吊之思,已然凄涼欲絕。前兩段幾純以議論行之,低回太息,文思倍加沉郁。

　　站在哲學思想的高度上評價墓主,是王安石志友人的獨特深刻之處所在。王安石為摯友王回所作的《王深甫墓志銘》體現了這一特點。此文起首即舉王回生平,學問文章行治一括而盡,通篇純發(fā)議論,把王回和孟子、揚雄這樣的古代圣賢作比較,以圣人之有傳襯王回之無傳,以圣人之有知(己)襯王回之無知(己),不僅把對王回的評價提升到古代圣賢的高度,而且見出王安石對友人早逝的痛惜之深。對這篇文章,茅坤評曰:“通篇以虛景相感慨,而多沉郁之思。”呂留良亦評曰:“曾、王之文深摯,如此篇言世無真知,說來真有千載之痛。”

　　又如,《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著重闡述常秩的道德品行,稱贊他“違俗而適己,獨行而特起”的獨立人格,對他的去世表現出深深的哀悼之情。在友道衰頹的現世里,王安石原本就“知音四海無幾人”、“陽春白雪和者少”,而他的故友、知交們一個個的先他而去,他的感情是猶為沉重的。情動于中而發(fā)于言,因此,他為友人撰寫的墓碑文常常是言辭質樸而悲戚,情感真摯而動人。

　　王安石為親人寫墓碑文,在簡略概括其一生事跡時,多從學問、德行、孝友、才能的角度給予高度評價,或摧割呼號,不勝其悲,或入以深情,出以淡筆。

　　長兄王安仁于皇祐四年四月病故,王安石有詩悲悼:“百年難盡此身悲,眼入春風只涕洟”(《宣州府君喪過金陵》)。在墓銘中,著重推介其兄學問完好,德行高尚的特點,一開始就說:“先生七歲好學”,“讀書二十年”,緊接著便加以展開:“先生學完行高,江淮間州爭欲以為師,所留輒以《詩》、《書》、《禮》、《易》、《春秋》授弟子。慕聞來往者往往千余里,磨礱淬濯,成就其器,不可勝載。”(《亡兄王常甫墓銘》)通過江淮各州爭相請兄為師以及慕名者不遠千里而來的事實有力地證明了兄長的確是“學完行高”的有德之人。這既是王安石著力揄揚其兄的地方,又為下文的感嘆埋下了伏筆。一連兩個“嗚呼”,飽含悲情,慨嘆其兄有道德而不見于天下,有文章而不得傳,有母有弟而不得于生,無限凄切,一字一淚。最后一段接連呼號“痛其有已邪!痛其有已邪!”,“嗚呼,酷矣!極矣!”呼天搶地,痛不欲生。王文濡云:“就傳不傳,而孳衍成文,一唱三嘆,饒有馀音。”茅坤云:“荊公以兄常甫才而不遇,故特于文章虛景相感慨,令人讀之有余悲。”

　　二、為懷才不遇者放聲一哭

　　“士不遇”是古往今來永恒的主題,這是封建時代許許多多士人共同的不幸。在那個弊端叢生的特定時代,很多人又不懂得趨時附勢,常常終生困頓顛躓,坎坷悲苦。因此,王安石的墓碑文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為懷才不遇之人撰寫的。此類文章一般在敘事點次中展開議論,慨嘆那個失意士人階層人們的不幸,感嘆深摯,悲涼無限。由于王安石自己一度沉淪下僚,切身體驗很深,感慨起來尤為真切動人。同時,王安石的墓碑文滲透了濃郁的抒情色彩,融入了王安石自己的識見。他認為士人的最好歸宿不是宦達,而是才能得以展現,這就把富貴看輕一著,從而顯出不得盡用的愈加可悲之處,對朝廷取士之成法的抨擊也愈顯強烈、犀利。

　　在《荊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墓志銘》的末尾,他寫道:“初,君為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其才,君亦慨然,自以當得意。已而迍邅流落,抑沒于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出為世用。若將以有為也,而既死,此愛君者所為恨惜。”又在《節(jié)度推官陳君墓志銘》中議論道:“其材與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則其成就當如何哉?然無幾何得疾病,遂至于不起。嗟乎!此亦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者也。”此類人先天的姿質美好卻早早逝去,美好的姿質才華還來不及發(fā)展發(fā)揮,生命就被無情地奪走了,這是令人相當遺憾的。王安石在這里為他們不幸的命運嘆惜,感情真實而無奈,“天偶”之人完全主宰不了自己,這是無人可以解答的“天問”。

　　《泰州海陵縣主薄許君墓志銘》則就許平懷才不遇的遭遇生發(fā)出一段寄慨遙深的議論:“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眾人之求,而有所待于后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于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于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呼!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這段議論借許平生發(fā),一開始卻不提許平,而是舉出了另一種貴于自守,超脫塵世,不同凡俗的士人。從某種程度來說,王安石本人的精神性格和這類士人是相通的。他們沒有一般人的貪鄙之求,不趨世希時,與時不合也是必然的。緊接著筆鋒一轉,指出那些善于趨時俯仰的智謀之士雖然汲汲以求,但不遇者也是不可勝數,許平就是這類士人的代表,他們的不遇也許更令人悲憫。既然二者都是不遇,那么還不如“離世異俗,獨行其意”好了。王安石在這里表現了他對當時埋沒人才不合理社會制度的不滿,認為這樣的制度是當時不遇士人的共同悲哀,獨行其意也好,窺時俯仰也罷,仕進的道路同樣的艱難,理想總是難以實現,不平憤懣郁勃于字里行間,自家失意的衷曲隱隱顯露。對“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人生觀的肯定,表現出人格主體的堅韌抗爭、孤標獨步和執(zhí)著追求。

　　因此,劉大櫆認為,王安石此類文章以議論行之,“感嘆深摯、跌宕昭朗”確是抓住了關鍵。王安石深情地贊美他們的才學智略,惋惜他們“天偶人觭”的不幸命運,嗚咽、欷歔、感慨悲愴,這也未嘗不是在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為千古懷才不遇之士一哭,為自己一哭。

　　王安石的墓碑文,敘事簡潔客觀,長于議論,能夠以情行文,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多沉郁之思。簡而周詳,淡而情深,以議論代敘述的特點使王安石的此類文章多有創(chuàng)格。他的感情較多地傾注在墓碑文中,對親人的沉郁哀思之情,對不遇之士的憐憫惋惜之情,對知己的悲惻痛悼之情,無不情摯意切,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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