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王安石的元日
引導語：一片爆竹聲送走了舊的一年，飲著醇美的屠蘇酒感受到了春天的氣息。王安石的《元日》是一首寫古代迎接新年的即景之作，取材于民間習俗，敏感地攝取老百姓過春節(jié)時的典型素材，下面是這首古詩的知識信息，歡迎大家閱讀!
元日
朝代：宋代
作者：王安石
原文：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
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注釋
�、旁眨恨r歷正月初一，即春節(jié)。
�、票瘢汗湃藷褡訒r使竹子爆裂發(fā)出的響聲。用來驅鬼避邪，后來演變成放鞭炮。一歲除：一年已盡。除，逝去。
�、峭捞K：“指屠蘇酒，飲屠蘇酒也是古代過年時的一種習俗，大年初一全家合飲這種用屠蘇草浸泡的酒，以驅邪避瘟疫，求得長壽。
⑷千門萬戶：形容門戶眾多，人口稠密。曈曈：日出時光亮而溫暖的樣子。
⑸桃：桃符，古代一種風俗，農歷正月初一時人們用桃木板寫上神荼、郁壘兩位神靈的名字，懸掛在門旁，用來壓邪。也作春聯(lián)。
賞析
此詩描寫春節(jié)除舊迎新的景象。一片爆竹聲送走了舊的一年，飲著醇美的屠蘇酒感受到了春天的氣息。初升的太陽照耀著千家萬戶，家家門上的桃符都換成了新的。
這是一首寫古代迎接新年的即景之作，取材于民間習俗，敏感地攝取老百姓過春節(jié)時的典型素材，抓住有代表性的生活細節(jié)：點燃爆竹，飲屠蘇酒，換新桃符，充分表現(xiàn)出年節(jié)的歡樂氣氛，富有濃厚的生活氣息。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逢年遇節(jié)燃放爆竹，這種習俗古已有之，一直延續(xù)至今。古代風俗，每年正月初一，全家老小喝屠蘇酒，然后用紅布把渣滓包起來，掛在門框上，用來“驅邪”和躲避瘟疫。
第三句“千門萬戶曈曈日”，承接前面詩意，是說家家戶戶都沐浴在初春朝陽的光照之中。結尾一句描述轉發(fā)議論。掛桃符，這也是古代民間的一種習俗。“總把新桃換舊符”，是個壓縮省略的句式，“新桃”省略了“符”字，“舊符”省略了“桃”字，交替運用，這是因為七絕每句字數(shù)限制的緣故。
詩是人們的心聲。不少論詩者注意到，這首詩表現(xiàn)的意境和現(xiàn)實，還自有它的比喻象征意義，王安石這首詩充滿歡快及積極向上的奮發(fā)精神，是因為他當時正出任宰相，推行新法。王安石是北宋時期著名的改革家，他在任期間，正如眼前人們把新的桃符代替舊的一樣，革除舊政，施行新政。王安石對新政充滿信心，所以反映到詩中就分外開朗。這首詩，正是贊美新事物的誕生如同“春風送暖”那樣充滿生機;“曈曈日”照著“千門萬戶”，這不是平常的太陽，而是新生活的開始，變法帶給百姓的是一片光明。結尾一句“總把新桃換舊符”，表現(xiàn)了詩人對變法勝利和人民生活改善的欣慰喜悅之情。其中含有深刻哲理，指出新生事物總是要取代沒落事物的這一規(guī)律。
這首詩雖然用的是白描手法，極力渲染喜氣洋洋的節(jié)日氣氛，同時又通過元日更新的習俗來寄托自己的思想，表現(xiàn)得含而不露。
名家評價
王相《增補重訂千家詩》：“此詩自況其初拜相時的`行君政，陳舊布新，順始行己之政今也。”
熊柏畦《宋八大家絕句選》：“這首詩既是句句寫新年，也是句句寫新法。兩者結合得緊密桔切，天衣無縫，把元日的溫暖光明景象，寫得如火如荼，歌頌和肯定了實行新法的勝利和美好前途。”
姚奠中《唐宋絕句選注析》：“用一‘換’字，即寫出當時的風俗習慣，更為讀者開辟了新的詩意。揭示出新的代替舊的，進步的代替落后的，歷史發(fā)展的這個不可抗拒的規(guī)律。”
政治家王安石
慶歷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進士第四名及第，歷任簽書淮南(揚州)節(jié)度判官廳公事、知鄞縣(今浙江寧波)事、舒州(今安徽潛山)通判，一度調開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調知常州事、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繼召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誥。多年的地方官經歷，使王安石認識到宋代社會貧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統(tǒng)治所面臨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以歷史上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于覆滅的事實為例，王安石對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見的緊迫感，大聲疾呼：“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實現(xiàn)對法度的變革;不然，漢亡于黃巾，唐亡于黃巢的歷史必將重演，宋王朝也必將走上覆滅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國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臺執(zhí)政。熙寧初，王安石以翰林學士侍從之臣的身份，同年輕的宋神宗宋神宗議論治國之道，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于富國強兵，借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鞏固地主階級的統(tǒng)治。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shù)年P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執(zhí)政前就認為，只有在發(fā)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執(zhí)政以后，王安石繼續(xù)發(fā)揮了他的這一見解，曾經指出：“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而“理財以農事為急，農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趨農為急”。在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發(fā)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認為，要發(fā)展生產，首先是“去(勞動者)疾苦、抑兼并、便趣農”，把勞動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使那些游手好閑者也回到生產第一線，收成好壞就決定于人而不決定于天。要達到這一目的，國家政權需制定相應的方針政策，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從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并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諸如農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輸、市易、免行錢、礦稅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從農業(yè)到手工業(yè)、商業(yè)，從鄉(xiāng)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zhàn)斗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yǎng)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王安石親自撰寫《周禮義》、《書義》、《詩義》，即所謂的《三經新義》，為學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第一次罷相。特別是由于變法的設計者王安石與變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變法的問題上產生分歧，王安石復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xù)推行下去。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寧九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閑居江寧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政局的逆轉，使王安石深感不安，當他聽到免役法也被廢除時，不禁悲憤地說：“亦罷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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