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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齡 詩有三境
“境界”出自佛家經(jīng)典,它的審美傾向使它成了“意境”的理論淵源。王昌齡之“三境說”,系中國古代文論中之意境說最早、最明確的表述。它從主客觀關系方面闡述了意境學說中應當存在著的不同層次。該理論在意境學說的發(fā)展史上具有承前啟后的作用,是意境學說發(fā)展的必要一步。下面是應屆畢業(yè)生文學網(wǎng)的小編和大家分享的關于王昌齡的詩有三境,歡迎閱讀。
詩有三境
意境①,是中國古代文論中頗具民族特色的一個范疇。它的形成,經(jīng)歷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從先秦至六朝,意境經(jīng)歷了自發(fā)和自覺兩個發(fā)展階段。
漢代之前為自發(fā)階段。其時,詩人們并不曾刻意創(chuàng)造意境,但意境卻客觀存在于一些詩歌之中。例如《詩經(jīng)·周南·芣苡》清末方玉潤就曾評論:“讀者試平心靜氣涵詠其詩,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曠野,風和日麗中,群歌互答,余音裊裊,若遠若近,忽斷忽續(xù),不知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曠,則此詩可不必細繹而自得其妙焉。”此詩意境甚美,但作為創(chuàng)作主體的勞動人民,只是客觀地記錄下了自己的生活情景,并未考慮到創(chuàng)造這樣一個意境。因此,可以說,此詩的意境是完全自發(fā)形成的,當然更談不上有理論總結(jié)。
到了漢末六朝,文學進入自覺階段,文人五言詩的出現(xiàn)和成熟,使更多的理論家們開始自覺地探討詩歌理論問題。意境,作為詩歌理論中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當然得到了發(fā)展。在其時著名的理論著作《文心雕龍》和《詩品》中,對意境的相關問題均有論述:“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劉勰《文心雕龍·神思》)“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鐘嶸《詩品序》)劉勰的論述中,提出了一個與意境理論密切相關的概念——意象。其意指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客觀現(xiàn)實反映于作家頭腦中后,主體創(chuàng)造性想象的具體呈現(xiàn)。而鐘嶸的論述中,則提出了意境范疇的若干審美特征:詩人主觀情感與客觀事物、主觀情感與藝術形象均關系密切。此即言,漢末六朝時,意境理論已自覺地、零碎地出現(xiàn)于其時各類理論著作中,但仍舊缺乏系統(tǒng)的總結(jié),因此,人們對之仍不甚了了。
到了唐代,隨著詩歌創(chuàng)作的日益繁盛,創(chuàng)作經(jīng)驗的日益積累,意境理論的提出亦如箭在弦,不得不發(fā)了。王昌齡的“三境說”,正是在此情形下提出的。它或許不太成熟,但因其具有承前啟后的歷史作用,故而不可或缺。
一
據(jù)現(xiàn)有資料看,王昌齡之《詩格》約成書于中唐代宗大歷年間。時當八世紀中葉,唐代詩歌剛剛經(jīng)歷了一個極端鼎盛的時期,轉(zhuǎn)入了冷靜的低潮。這使得當時的詩論家們的理論總結(jié)成為可能,王昌齡在其詩論著作《詩格》中所倡之“詩有三境說”便可看作是此前山水詩藝術經(jīng)驗及其個人創(chuàng)作經(jīng)驗的總結(jié);
詩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物境一。欲為山水詩,則張泉石云峰之境極麗絕秀者,神之于心。處身于境,視境于心,瑩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情境二。娛樂愁怨,皆張于意而處于身,然后馳思,深得其情。意境三。亦張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則得其真矣。
此處,王昌齡將佛教術語“境”加以改造,引入了文學理論。“境”在佛教中,原指佛教徒在參加宗教括動時所產(chǎn)生的一種脫離現(xiàn)實的虛幻狀態(tài),是一種佛教化的心靈空間;在文學理論(尤其是詩論)中,則指心理認識的對象空間。
所謂“物境”,是王昌齡在接受傳統(tǒng)的“心物感應說”的基礎上,在總結(jié)了此前山水詩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的基礎上提出之“境”。其形成機制是:創(chuàng)作主體以客觀外界事物作為審美對象,并在主觀意識中對其進行取舍,然后啟動思維,將自己放入所取定之“境”中,使此“境”了然于胸,再書之于紙而成。據(jù)王昌齡論,山水詩中,“物境”易造;“物境”之特點,是形似。即“物境”中,雖有主體意識參與境象之取舍,但所注重者仍是對客觀事物的特點忠實地加以描繪。如“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之類均是其例。王昌齡之“物境”,并非憑空而來,而是對前代詩論的借鑒與發(fā)展。劉勰《文心雕龍·物色》中所言:
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鉆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fā),志惟深遠,體物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即字而知時也。
對于王昌齡“三境”之“物境”,無疑有著極大的啟發(fā)作用。不過,王昌齡之論更為明確、系統(tǒng)。
所謂“情境”,是一種抒情的藝術之“境”。其形成機制是:將創(chuàng)作主體某些親身經(jīng)歷過的人生感慨和生活感受作為審美對象,當其與特定的情景條件相契合時,便可幫助主體創(chuàng)造出主客觀交融的藝術之“境”。“情境”之特點是主客觀交融。以孟浩然《宿建德江》之“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句為例。其意為原野空闊曠遠,極目遠望,遠處的天比近處的樹還低;江水清清,天地之間,無以為伴,只有月與人近。天比樹低,壓抑之感遂生,月與人近,則表明宿而未宿的詩人在此空闊遼遠之地,只能與無情無語之月為伴,孤寂之意愈濃。只此兩句,便將詩人之濃濃客愁淋漓寫出。由此,不難看出:雖無明言,但王昌齡所謂之“情境”,與其“物境”實不可分。換句話說,“物境”與“情境”均在主客體的參與下才能創(chuàng)造出來,但“物境”偏重客體,“情境”則偏重主體。更須著重指出的是:此處,王昌齡已注意到“境”之主客觀交融的特點。
所謂“意境”,是一種更抽象、更主觀、更高層次之“境”。其形成機制是:創(chuàng)作主體以其儲存于主觀中的思想經(jīng)驗為審美對象,觀照需借以傳達思想經(jīng)驗之媒介,以便二者相融合,創(chuàng)造出圓融之“境”。“意境”之特點是真。此“真”,不僅指創(chuàng)作主體思想經(jīng)驗真,亦指所借助之媒介真,更指所創(chuàng)造之“境”真。即以王昌齡《齋心》詩為例。其詩云:
女蘿覆石壁,溪水幽朦朧.紫葛蔓黃花,娟娟寒露中。朝飲花上露,夜臥松下風。云英化為水,光彩與我同。日月蕩精魄,寥寥天宇空。
王昌齡深受佛教思想的影響,在其主觀意識中,必然儲存著與之相關的種種經(jīng)驗,此種經(jīng)驗必真。此真經(jīng)驗憑借女蘿、石壁,溪水、紫葛、黃花、寒露等真媒介物象,為我們營造了一個清涼雅淡之真“境”。由此,亦可推知,“意境”與“物境”情境”相同,亦為主體客體共同參與;但與形似之“物境”、主客觀交融之“情境”相比,“意境”更抽象、更主觀、亦更圓融豐滿。
綜上所述,王昌齡系明確提出“意境”這一概念之人。但其“意境”,實為其詩論“三境說”中之一種形態(tài),與學界今之所謂意境范疇有差異。即言,它包含于今之意境范疇中。仔細研讀,還可發(fā)現(xiàn),王昌齡“三境說”之三境,均包含于今之所謂意境范疇中。但三者處于不同層次,“物境”處于主觀對客觀的認知摹寫階段,為意境學說之初步;“情境”處于主客觀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階段,為意境學說之重要思維過程;“意境”則處于主客觀融會貫通后,升華而成圓融之“境”的階段,為意境學說之最高層次?梢,王昌齡“三境說”并非截然分開,而是緊密相連的。它最早從主客觀關系方面闡述了意境的不同層次,為意境學發(fā)展的必不可少的一個階段。
二
如果說王昌齡“詩有三境說”涉及到了意境學說中主觀與客觀的關系、意境的層次兩個問題的話,那么其“詩有三思(三格)說”則涉及到了意境創(chuàng)造過程中關于藝術靈感的問題。
詩有三思:一曰生思。二曰感思。三曰取思。生思一,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境,率然而生。感思二。尋味前言,吟諷古制,感而生思。取思三。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會于物,因心而得。
此處所言,即為意境創(chuàng)造過程中藝術靈感產(chǎn)生的三條途徑;所謂“生思”,是說審美主體長期構思,苦心竭慮,卻仍找不到與客觀物象的契合點,于是放松,轉(zhuǎn)變思維角度。當與客觀物象組合之“境”偶然契合時,藝術靈感便洶涌而至。此其一。所謂“感思”,是說審美主體在前人著作的啟發(fā)下,有感而發(fā),產(chǎn)生創(chuàng)作靈感。此其二。所謂“取思”,則是說審美主體在客觀物象中主動搜求與主觀經(jīng)驗相契合之意象,主客觀融會,產(chǎn)生藝術靈感。此其三。關于這一問題,《詩格》中還有另外的論述可與此相參:
夫作文章,但多立意。令左穿右穴,苦心竭智,必須忘身,不可拘束,思若不來,即須放情卻寬之,令境生,然后以境照之,思則便來,來即作文,如其境思不來,不可作也。
可知,如上所言,以此三條途徑所產(chǎn)生之藝術靈感,并非心理學意義上的理念活動,而是指“境”,是一種具體形象之“境”的虛擬呈現(xiàn)。另外,此處還涉及到了一個問題,即:寫文章(包括詩歌),不可強作。否則,將難以產(chǎn)生有“境”之佳作。
由上所述可知,王昌齡認為意境之創(chuàng)造必須以藝術靈感的產(chǎn)生為基礎。因而,意境創(chuàng)造說應當如是運行,或者轉(zhuǎn)變思維角度,或者借鑒前人著作,或者從客觀物象與世界中搜求,以便得到創(chuàng)造意境之藝術靈感,然后,意境之創(chuàng)造才有可能。王昌齡提出的這三條途徑,無疑是從其自身及前人之詩歌創(chuàng)作中總結(jié)出來的,因而具有可操作性。三者之間并非截然分開,而是可交叉存在的。“詩有三思(三格)說”的提出,使意境學說的日漸完善,成為可能。
三
王昌齡的“詩有三境說”與其“詩有三思說”是一個統(tǒng)一的整體,均為今之意境學說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且,它在意境學說的形成過程中,起了承前啟后的歷史作用。
所謂“承前”,不僅指他對前人詩論的借鑒與發(fā)展,也指他對前人詩歌創(chuàng)作經(jīng)驗的總結(jié),更重要的則是指他完成了由佛教之“境”向文學理論之“境”的轉(zhuǎn)變,使意境學說的進一步成熟成為可能。
所謂“啟后”,則指他對于此后意境學說的發(fā)展、完善具有巨大的啟發(fā)作用。僅以意境學說之集大成者——近代王國維之論證之,便知此言不虛。在其《人間詞話》中,王先生有言:
文學之事,其內(nèi)足以擄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與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與境渾,其次或以境勝,或以意勝。茍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學。
此處之論表明:“意與境渾”是意境中最理想之層次。而“或以意勝”,“或以境勝”則為稍遜一籌之層次。與王昌齡“詩有三境說”參照來讀,可以發(fā)現(xiàn):“或以境勝”,實與王昌齡之“物境”相當,系“處身于境,視境于心”而得,其特點是“了然境象,故得形似”,“或以意勝”實與王昌齡之“情境”相當,系“張于意而處于身”而得,其特點是“深得其情”;“意與境渾”,與王昌齡之“意境”雖不完全相當,在圓融豐滿一點上卻亦相近。且意境學說與“意境”之特點均為“真”,此點,亦可見王國維先生之意境學說與王昌齡之“詩有三境說”的承傳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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