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司馬諫議書》的原文及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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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閱讀：
某啟：昨日蒙教，竊以為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shù)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辯。重念蒙君實視遇厚，于反復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
蓋儒者所爭，尤在于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于人主，議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辟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于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習于茍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于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后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
無由會晤，不任區(qū)區(qū)向往之至！
翻譯譯文或注釋：
安石啟：昨日承蒙您來信指教，我私意以為跟您友好相處的日子很久了，但討論國事往往意見不同，這是由于所采取的政治主張和方法不同的緣故。我雖然想硬在你耳邊羅嗦（強作辯解），恐怕結(jié)果一定不會得到您的諒解。后來又想到您看待我一向很好，對于書信往來是不應(yīng)簡慢無禮的，因而我在詳細地說出我所以這樣做的理由，希望您或許能夠諒解我。
我們讀書人所要爭論的，特別是在“名稱”（概念、理論）與“實際”是否符合上�！懊Q”與“實際”的關(guān)系明確了，天下的真理也就有正確的認識了�，F(xiàn)在您所用來教誨我的，是以為我“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的人都怨恨和誹1謗我。我卻認為接受皇上的命令，議訂法令制度，又在朝廷上修正、決定，交給主管官署卻執(zhí)行，不算是“侵官”。發(fā)揚（恢復）前代賢君的治國原則，以便興利除弊，這不算是“生事”。替國家整理財政，這不算“拒諫”。排除不正確的言論，批駁巧言諂媚的壞人，這不算“拒諫”。至于怨恨毀謗的很多，那是本來早就該料到會這樣的。
人們習慣于得過且過的守舊之風已經(jīng)不是一天了，做官的人又大多不為國家大事操心，以附和舊俗之見來討好眾人為美德�；噬蠀s想改變這種現(xiàn)狀，而我又不顧政敵的多少，想盡力去幫助皇上抵制他們，那么，眾人怎么會不大吵大鬧呢？過去商王盤庚遷都，群起怨恨的是老百姓，不僅是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并不因為有人怨恨的緣故，就改變他的計劃；他考慮理由正當，然后做去，他認為正確，看不出有值得悔改的地方。如果您責備我執(zhí)政很久了，沒有能夠幫助皇上大大地做一番事業(yè)，以此造福人民，那我自知有罪了。但如果說今天應(yīng)當什么事也不必干，只是守著老規(guī)矩就行了，那就不是我所敢領(lǐng)教的了。
【注釋】
�、偎抉R諫議：司馬光，時任右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蘇軾《司馬溫公神道碑》：“及王安石為相，始行青苗助役農(nóng)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為重”。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即是對司馬光攻擊新法言論的答復。
�、谀硢ⅲ汗糯鷷盘ь^格式。正式信件“某”字處要填上寫信人名字，書札原稿此處例用“某”字代替。啟，書函。某啟，即某人致書。
③君實：司馬光的字。
�、苄g(shù)：方法。王安石與司馬光所爭者政見，所持者皆是儒道。當新法盛行時，司馬光說“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愎”；當“元事占更化”時，蘇軾罵司馬光一概否定“新法”是“司馬牛!司馬牛!”安石與司馬之爭是兩位信念異常誠摯的“拗相公”間的對立，而無“君子”、“小人”色彩。
�、蓠涸诙呅踹丁�
�、抟姴欤罕惑w察。
�、咭曈觯簩Υ�。厚：厚重。司馬光反對王安石新法，對王安石的人品始終是尊重的�！霸\更化”，舊黨上臺，王安石逝世，司馬光仍力主謚給安石一切高貴的榮銜。
�、喾磸停簳艁硗�。為爭新法，王安石與司馬光交換過三次書信。
�、崦麑崳好趾蛯嶋H，概念和概念表述的內(nèi)涵�？鬃樱骸氨匾舱�、“名不正則言不順”。“正名分”是儒學的一個原則。
�、狻扒止佟保核抉R光《與王介甫書》謂安石“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是“侵官亂政”，即侵犯他官的權(quán)限，搞亂行政程序�！吧隆保褐^變法是“生事擾民”，即制造事端，騷擾百姓。“征利”：謂安石“為政盡奪商賈之利”、“收天下之息”，即從商賈手中奪取財利�！熬苤G”：拒絕守舊派對變法的指責和非難。致：招來。謗：背后議論。
11、修：訂立。
12、有司：主管部門。
13、壬人：善以巧言獻媚的人。難：責問，詰難。
14、誹：毀謗。
15、上：指宋神宗。
16、量：估測。
17、盤庚之遷：據(jù)《尚書·盤庚》：商代君主盤庚決定把國都由商(今河南商丘)遷到毫(今河南偃師)，受到普遍的反對。
18、度：謀劃，考慮。
19、義：宜，合適，恰當。是：對，正確。
20、膏：滋潤。澤：雨露。膏澤，喻恩惠。
21、事事：作事。第一個“事”是動詞。
22、不任：不勝。區(qū)區(qū)：自稱的謙詞。
【賞析一】
這篇文章選自《臨川先生文集》(據(jù)《四部叢刊》本)，是王安石答復司馬光的信。司馬光，字君實，當時任諫議大夫，故稱司馬諫議。
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春，王安石任參知政事(副宰相)，實行新法，以“制置三司條例司”為總機關(guān)。其新法的總原則，可以歸納為理財、整軍、富國、強兵四件事。如農(nóng)田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市易法、均輸法，都屬于理財、富國。保甲法、保馬法、置將法、設(shè)軍器監(jiān)，都屬于整軍、強兵。實行新法的目的，是想限制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和高利者的利益，使他們多負擔一些賦稅，以增加朝廷的收入，加強國防的實力，抵御遼、夏的侵擾。新法如果實行得好，是可以解決當時一些亟需解決的問題，以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的。但是因為新法限制和打擊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以致引起了他們的激烈反對，朝廷里也爆發(fā)了新舊兩派的黨爭。保守派的領(lǐng)袖司馬光更是竭力反對，他除多次力諫神宗廢除新法外，還一再寫信給王安石，要他改弦易轍，放棄新法。熙寧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了一封長達三千三百余字的信——《與王介甫書》(見《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六十)。信中大致說：“介甫從政治期年(改革一周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竊竊怨嘆，人人歸咎于介甫�！庇终f：“自古圣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
介甫以為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為，思得古人所未嘗為者而為之，于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庇终f： “夫侵官，亂政也，介甫更以為治術(shù)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為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雇市傭而使之�！庇终f：“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罵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于恕乎?”又說：“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日利!’今介甫為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于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此豈孟子之志乎?”(古詩百科)又說：“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窠楦檎M變更祖宗舊法，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nèi)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nóng)，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司馬光所謂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者，主要就是這些。司馬光在信中除全面否定新法外，還警告王安石，說他如固執(zhí)己見，“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
王安石針對司馬光的指摘，用峻潔簡勁的話作了斬釘截鐵的答復。王安石思想敏銳，為人傲岸倔強，果于自用。他深信新法對國家絕對有利，且勢在必行，所以對保守派的反對不僅毫不遷就，而且頗為鄙夷。但是，我們古老民族陳陳向因的心理積習則是推行新法的極大的阻力，加以保守勢力又很大，宋神宗死后，新法就被廢除了。
王安石此信，沒有感情用事，或諷刺嘲笑，或出語不恭，或自我炫耀，也沒有面面俱到，在一些細節(jié)上繞舌糾纏；而是就幾個關(guān)鍵性問題，據(jù)理和對方辯論，說理鮮明，辭氣盛滿，又具有無懈可擊的邏輯性。
信的首段，出于禮貌，先敘酬答的話——從初擬“不復一一自辨”，說到在書信往來中不應(yīng)該草率粗疏，現(xiàn)在則要“具道所以”——詳細說明一下原因。以下即轉(zhuǎn)入正文。
第二段，是信的主體部分，也是辯論的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作者先拈出司馬光來信中指摘他的幾個要點——“侵官”、“生事”、“征利”、“拒諫”，然后有的放矢，逐一駁復。每下一語，都能說得對方理屈詞窮，無言以對。筆鋒犀利，語勢勁健，寸步不讓，自己絕不引咎，表現(xiàn)作者對實行新法抱著極大的信心。作者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信心?關(guān)鍵在于他自信實行新法的改革，自己借機撈一把，而是真一D實意地為了興利除弊、富國強兵。如此，即使偶有失誤，總不會走入羊腸鳥道，而必有廣衢展現(xiàn)在前。
正如元人曹伯啟所說：“常懷濟時策，進退皆康莊�！�(《漢泉漫稿·斡衣圖》)王安石心底無私，襟懷坦白，又自認為“度義而后動，是而不見可悔”，所以具有“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的大丈夫的勇毅，此信也才寫得這樣理直氣壯。王安石面對氣勢逼人的指摘，而能泰然處之，揮筆復答理直氣壯，還由于他對來自習慣勢力的非難甚至攻擊，早有思想準備。善于洞明世事的王安石，對凝聚在人們心靈深處的停滯保守的心理積習，或者說對民族的惰性和因循守舊的思想，早已看得清清楚楚，并有所警惕。因此，當保守勢力猛然向他撲來，怨謗亦隨之紛至沓來時，他毫不驚慌，更無怨府；而是清醒地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至于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他并且尖銳地指出：保守派長期來茍且偷安，“不恤國事”。他們非但不設(shè)法幫助人們清除陳舊的心理積淀，引導人們認識并接受新事物；反而迎合“人習于茍且”的惰性心理，“同俗自媚于眾”，助長人們襲故守常的思想。王安石真不愧是“十一世紀時中國偉大的改革家”(列寧語)。對我們這古老民族心理積習之深固，對我們民族因襲包袱之沉重，他恐怕是最早洞見的一位政治家。《答司馬諫議書》是古代散文的名篇，傳統(tǒng)的語文教材。然而遺憾的是，所有的賞析文章和教材分析都只就其駁論闡發(fā)之，對于“至于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二句，卻不曾留意。其實，這正是文章的“意蘊”所在，文章駁辯深刻有力之處。
此外，文章還有一妙：先逐條辯駁，最后深入一層，指責司馬光不應(yīng)以“一切不事事”為善，“守前所為”為安。看似平常的兩句話，卻恰恰擊中了保守派墨守成規(guī)、踏著祖宗的足跡亦步亦趨的思想的要害，尤見其犀利深刻。固然歷史的發(fā)展是曲折的，王安石的新法終被阻滯以至廢除。但是這決不是王安石的過失，也不是新法“不合乎國情”，而是由于民族的智慧為民族心理積習的沉滓所滯塞，新法的推行為襲故守常的習慣勢力的大山所阻遏的結(jié)果。司馬光為什么視新法為禍患，不遺余力地加以反對?歸根到底不就是因為王安石“思得古人所未嘗為者而為之”，“盡變更祖宗舊法”嗎?因此，新法的被廢除，與其說是王安石的悲劇，毋寧說是我們這個慣于遵循祖宗之法的民族的悲劇。
此信針對性強，說理簡要透徹，頗能洞見司馬光的思想癥結(jié)，擊中其要害。簡勁雋永，令人味之不盡。清末古文家吳汝綸評《答司馬諫議書》說：“固由傲兀性成，究以理足氣盛。故勁悍廉厲無枝葉如此�！边@是深得其妙的精當?shù)脑u語。
【賞析二】
全文立論的論點是針對司馬光認為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致怨”的指責，指出儒者所爭，尤在于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從而說明變法是正確的。司馬光的攻擊名實不符，全是謬論。文章逐條駁斥司馬光的謬論，揭露出他們保守、腐朽的本質(zhì)，表示出作者堅持改革，絕不為流言俗語所動的決心。
第一段主要闡明寫這封信的原因和目的。
因為兩人之間有分歧，所以寫信表明自己的立場和態(tài)度。王安石在第一段第一句寫了三層意思：第一層“昨日蒙教”是禮貌性套語；第二層提到與司馬光“游處相好之日久”，感情色彩很濃，使司馬光很是舒服；第三層急速轉(zhuǎn)到“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shù)多異故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直接點明二人政治上不投合的原因所在。這三層意思集中在一句話里顯出高度的概括力，亮出了分歧的焦點所在。不傷感情，態(tài)度坦率。第二句又有兩層意思。第一層是：司馬光見解堅定，并不肯輕易改變，所以“雖欲強聒”多講幾句，一定得不到見察；對于洋洋灑灑三千余字的來信，只作簡單答復，不再一一白辨。第二層是：經(jīng)過仔細考慮，司馬光很是看重自己，書信往來，不宜魯莽，所以要做詳細解釋，希望司馬光能夠?qū)捤 ＿@里說明了作者的態(tài)度和方法，又顯示出冷靜沉著。
第二段是全文駁斥的重點部分，作者以“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為論證的立足點，分別對保守派謬論進行駁斥，表明自己堅持變法的立場。
在辯駁之前，先高屋建瓴地提出一個最重要的原則問題一一名實問題。名正則言順而事行。但站在不同立場，對同樣一件事（即“實”）是否合理（即“名”是否“正”）就會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司馬光在來信中指責王安石實行變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這些責難，如果就事論事地一一加以辯解，那就很可能會因為對方抓住了一些表面現(xiàn)象或具體事實而陷于被動招架，越辯解越顯得理虧；必須站在高處，深刻揭示出事情的本質(zhì)，才能從根本上駁倒對方的責難，為變法正名。先駁“侵官”。作者不去牽涉實行新法是否侵奪了政府有關(guān)機構(gòu)的某些權(quán)力這些具體現(xiàn)象，而是大處著眼，指出決定進行變法是“受命于人主”，出于皇帝的意旨；新法的制定是“議法度而修之于朝廷”，經(jīng)過朝廷的認真討論而訂立；然后再“授之于有司”，交付具體主管部門去執(zhí)行。這一“受”、一“議”、一“授”，將新法從決策、制定到推行的全過程置于完全名正言順、合理合法的基礎(chǔ)上，“侵官”之說便不攻自破。次駁“生事”�！芭e先王之政”是理論根據(jù)，“興利除弊”是根本目的。這樣的“事”，上合先王之道，下利國家百姓，自然不是“生事擾民”。再駁“征利”。只用“為天下理財”一句已足。因為問題不在于是否征利，而在于為誰征利。根本出發(fā)點正確，“征利”的責難也就站不住腳。然后駁“拒諫”。只有拒絕正確的批評，文過飾非才叫拒諫，因此，“辟邪說，難壬（佞）人”便與拒諫風馬牛不相及。最后講到“怨誹之多”，卻不再從正面反駁，僅用“固前知其如此”一語帶過，大有對此不屑一顧的輕蔑意味，并由此引出下面一段議論。
這一段，從回答對方的責難這個角度說，是辯解，是“守”；但由于作者抓住問題的實質(zhì)，從大處高處著眼，這種辯解就絕非單純的招架防守，而是守中有攻。例如在駁斥司馬光所列舉的罪責的同時，也就反過來間接指責了對方違忤“人主”旨意、“先王”之政，不為天下興利除弊的錯誤。特別是“辟邪說，難壬人”的說法，更毫不客氣地將對方置于壬人邪說代言人的難堪境地。當然，對司馬光的揭露和進攻，主要還在下面一段。
第三段進一步明確自己的立場和態(tài)度，緊承上段結(jié)尾處怨誹之多早在意料之中的無畏聲言，作者對“怨誹”的來歷作了一針見血的分析。
先指出：人們習慣于茍且偷安已非一日，朝廷士大夫多以不憂國事、附和流俗、討好眾人為處世的良方。在王安石的詩文中，“茍且”是因循保守的同義語；而“俗”與“眾”則是為保守思想所浸染的一股強大的社會政治勢力。這里揭示出他們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實質(zhì)，正為下文皇帝的“欲變此”和自己的“助上抗之”提供了合理的依據(jù)。因此接著講到“眾何為而不洶洶然”，只是說明保守勢力的反對勢在必然，卻絲毫不意味著他們的有理和有力。接下來，作者舉了盤庚遷都的歷史事例，說明反對者之多并不表明措施有錯誤，只要“度義而后動”，確認自己做得是對的，就沒有任何退縮后悔的必要。盤庚之遷，連百姓都反對，尚且未能使他改變計劃，那么當前實行變法只遭到朝廷士大夫中保守勢力的反對，就更無退縮之理了。這是用歷史上改革的事例說明當前所進行的變法的合理與正義性，表明自己不為怨誹之多而改變決心的堅定態(tài)度。“度義而后動，是而不見可悔”，可以說是王安石的行事準則，也是歷史上一切改革家剛決精神的一種概括。
答書寫到這里，似乎話已說盡。作者卻欲擒故縱，先讓開一步，說如果對方是責備自己在位日久，沒有能幫助皇帝干出一番大事，施惠于民，那么自己是知罪的。這雖非本篇正意，卻是由衷之言。緊接著又反轉(zhuǎn)過去，正面表明態(tài)度：“如日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蔽竦目谖侵刑N含著銳利的鋒芒，一語點破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的思想實質(zhì)，直刺對方要害，使其原形畢露，無言以對。
這篇短信筆力精銳，文字簡潔而富有說服力，語氣委婉而嚴正，既不傷害私人的友誼，也不向反對的意見妥協(xié)。作者的修辭和邏輯推理是根據(jù)對具體的人、具體的場合，運用了反駁、引導、對比、證明、啟發(fā)、類推等方法，由近及遠、由遠及近、層層逼進進行的，它是駁念性政論文的典范之作。
這篇文章有三個寫作特點。
第一個特點，作為書信體議論文首要特點是行文簡潔、結(jié)構(gòu)嚴謹、沒有枝蔓，全文除開頭和結(jié)尾段用幾句酬答的禮貌語言以外，緊緊扣住保守派幾個主要論點進行駁斥，只駁論點不涉及其它事情，結(jié)構(gòu)非常嚴謹，駁斥時針對其要害，言簡意明，使文章短小精悍。
第二個特點，論證方法多樣。本文的論證方式是駁論，其反駁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第一直接反駁，如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第二個舉出根據(jù)進行反駁，如“某則以謂受命于人主，議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為侵官”，這里就舉出了有利的根據(jù)，說明不是自己獨出心裁，而是受命于皇帝，是朝廷議過的法度，指出這不是我個人的行為，而是合理合法的。第三舉出史實進行反駁，舉出歷史的事實來進行反駁，如“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后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這里以歷史上曾有過的如何對待怨誹的事實為表率，表示自己不以流言蜚語而動，既委婉地反駁了怨誹之多的責備，又表達了自己變法的堅強決心。整個反駁是明確而有力的，言簡意賅。
第三個特點，是氣勢磅礴，寓剛于柔。全文所以有壓倒論敵的浩然正氣有幾個方面的特點，第一立足于理，理足則氣勢。二，擅于排比，連用排比駁斥對方，則勢如破竹，無可阻擋。第三，擅用反語，如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氣盛言怡，鏗鏘有力，雖則全文傲岸之氣，憤然涌出，強調(diào)堅持改革的決心不可逆轉(zhuǎn)，但語氣相當委婉，柔中有剛，如比如說詳細的說明自己這樣做的理由，您或許能原諒我，結(jié)尾又說您批評未能幫皇上大有作為，那我知罪了，但讓我什么也不要做，墨守常規(guī)就行，那我是不敢領(lǐng)教的。這樣做一方面照顧多年交往的友誼，一方面堅持原則，寸步不讓，全力維護變法的正義立場。
創(chuàng)作背景：
這封書信作于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熙寧元年（1068），新即位的宋神宗問王安石：“當今治國之道，當以何為先？”王安石答：“以擇術(shù)為始�！蔽鯇幎�，宋神宗問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設(shè)，以何為先？”王安石答：“變風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風俗，在長君子，消小人，以禮義廉恥由君子出故也。”
熙寧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學士范鎮(zhèn)認為實行“青苗法”是變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與多取，猶五十步與百步”，七八月間范純?nèi)噬蠒噬希_指責安石“掊克財利”，舍“堯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呂誨上書劾王安石巧詐，說他“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一次宋神宗和文彥博討論變法之事，神宗說：“更張法制，于士大夫誠多不悅，然與百姓何所不便？”文彥博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
第二年，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了三封長信——《與（王）介甫書》責難王安石“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滅之，棄者取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不得息”，“今介甫為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于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罵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于恕乎！”他還列舉實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于是王安石寫了這封書信以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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