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與浙大研究的論文

　　[摘要]以研究和宣傳中國古代科技史聞名于世的李約瑟博士，曾在1944年兩次訪問處于抗戰(zhàn)困苦條件下的浙江大學，本文對這一訪問的歷史背景、詳細經(jīng)過進行了史料發(fā)掘，并就其歷史意義作了初步討論。

　　[關鍵詞]李約瑟浙江大學中國科技史

　　一

　　李約瑟（JosephNeedham1900-1995）是世界著名的科學家。早在本世紀三、四十年代，李約瑟就以其對胚胎生物化學的卓越貢獻而飲譽全球，成為該學科的奠基人之一。40年代中期，是李約瑟人生的一個重要"分水嶺"，他的一生由此分為兩個差異很大的前后半生。前半生，主要是作為杰出的生物學家和胚胎學家為世人稱頌，后半生則傾注了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特別感情，以從事中國科技史研究為己任。他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思想特別是道家思想的影響，自?"十宿道人"，因為他發(fā)現(xiàn)他的名字約瑟夫(Joseph)最古老的譯音是"十宿"，以"十宿"諧"約瑟"，隱喻星座，并把自己的中文姓取為"李"，以與老子李聃同姓為榮。

　　李約瑟作為一個在國際生物學界有重要影響的科學家，癡迷于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和科技成就，是從二戰(zhàn)期間出使中國開始的。我國抗日戰(zhàn)爭后期（1942-1946），李約瑟博士受英國文化委員會的資助和英國生產(chǎn)部的支持，出任英國駐華使館科學參贊和英國駐華科學考察團團長，并在重慶組建中英科學合作館。他經(jīng)由印度飛越駝峰進入昆明，在云南、貴州、四川參觀了一些學術單位。在已經(jīng)經(jīng)歷了6年抗戰(zhàn)的貧困中國，親自駕車，踏遍大后方的十個省，東南到達閩、粵，西北直上秦、隴和敦煌千佛洞，西南到達云南洱海之濱，行程5萬多公里，訪問了三百余個文化教育和科學研究機構(gòu)，接觸到上千位學術界著名人士，其中有竺可楨、李儼、錢寶琮、錢臨照、劉仙洲、郭沫若、傅斯年、李濟、陶孟和、王亞南等人。

　　他積極地通過英國文化委員會供應當時中國所缺乏的新刊圖書，并從印度代購急需的儀器和化學藥劑；又竭力介紹中國科學家的論文發(fā)表于國外科學期刊，推薦很多人到英國進修研究。也邀請了一些英國學者來華講學并協(xié)助他工作，為當時受日本封鎖的中國科學家、醫(yī)生和工程師提供援助。其夫人李大菲（DorothyMoyleNeedham）于1944年也來到中國，夫婦倆活躍在大后方的文化學術界。

　　由于李約瑟等人的積極努力，使中國抗戰(zhàn)期間科學研究成果遠播國外，并加強了與國際學術界的交流。他在此期間向國外發(fā)表了大量論文，極力介紹中國的科學文化。1943年他發(fā)表了《中國西南的科學》、《川西的科學》；1944年發(fā)表了《中國西北的科學與技術》、《重慶工業(yè)與礦業(yè)展覽會》、《中央科學合作局第一年度工作報告》；1945年發(fā)表了《中國科學》、《科學前哨》，《貴州和廣西的科學》等論文和書籍。據(jù)有關資料介紹，李約瑟從中國送往國外發(fā)表的學術成果，1943年第一年有30篇，到第二年及第三年增至108篇，其中大多數(shù)推薦到世界一流期刊，如英國的《自然》、美國的《科學》雜志等。（[5]，P，136）李約瑟對中國科學事業(yè)的鐘情和傾力支持，給予中國科學家以極大的鼓舞，因此他受到中國科技界的廣泛尊重。

　　李約瑟對浙江大學的訪問并把抗戰(zhàn)期間浙江大學在難以想象的艱苦條件下所取得的教育成就和科研成果介紹給全世界的科學界，就發(fā)生在這一時期。

　　二

　　1944年4月10日和10月22日至29日，李約瑟先后兩次到貴州的遵義和離遵義75公里的湄潭，訪問當時為避戰(zhàn)亂從杭州西遷到那里辦學的浙江大學。

　　當時中國正處于抗戰(zhàn)后期，由于受到戰(zhàn)爭的破壞，國內(nèi)與國外學術界的聯(lián)系極為困難。因此國內(nèi)學術界對李約瑟的來訪特別重視，將其視為一次難得的與國際學術界交流的機會，希望借此向國外展示中國的最新科學研究成果。

　　1943年1月6日，中英文化協(xié)會致函浙江大學："英國學者陶德斯、尼德漢（即李約瑟--引者注）二氏將由英國文化協(xié)會BritishCouncil聘送來華作學術講演，冀藉文化之聯(lián)系加強兩國之友誼，二氏約于今年一二月間先后抵達，留華期間約為一年，茲特將其詳細履歷備函檢奉，預為介紹，希查閱為荷。"[2]

　　1月18日，學校收到來函，校行政談話會成員傳閱后，一致認為英國學者來訪意義重大。時竺可楨校長因公出差重慶，代理校長事務的文學院院長梅光迪在信函上批復："函復該會，本校歡迎兩英國教授來校講學數(shù)日。"[2]四天后（1月22日）浙江大學復函中英文化協(xié)會："接章：貴會卅二年一月六日大函以英國學者陶德斯、尼德漢二氏將來華作學術講演，預為介紹等由。查該氏來華講學，本校無任歡迎，擬請其來華后惠臨本校講學，并勾留數(shù)日，先此函復，即請查照，屆時代為介紹為荷。"[2]

　　除了中英文化協(xié)會的介紹信函外，學校在1月19日之前，又收到時任教育部長的杭立武致竺可楨校長的一封信，告知請二氏來華講學一事："按照現(xiàn)時假定秩序均擬請其赴，惟各項程序統(tǒng)須彼等到華以后始能作最后確定。"對此梅光迪批示："應請兩教授各留本校數(shù)日。"[2]

　　1944年4月6日，竺可楨校長接到教育部秘書室來函："查中英科學合作辦事處主任李約瑟博士將于四月中旬作東南之行，途經(jīng)各地擬參觀貴校；希于李博士到達時妥為招待并惠予指導協(xié)助為荷。"[2]

　　對此浙江大學進行了積極的準備。1944年4月10日，李約瑟從重慶赴貴陽，途經(jīng)遵義，竺可楨校長親自接待，并請李約瑟博士作《戰(zhàn)時及平時之國際科學合作》的演講。演講完后，李約瑟參觀了浙江大學工學院實驗室，晚上與浙大師生進行座談。

　　同年10月，李約瑟再次來到遵義，并到了浙大理學院和農(nóng)學院所在的湄潭。他來湄潭主要有兩項活動，一是應竺可楨校長之邀參加中國科學社成立30周年的紀念活動；二是參觀考察浙江大學的科學研究情況。本來李約瑟只計劃在浙大呆四、五天，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可看東西太多，就增加了訪問時間。（[3]，P，791）10月22日到29日，李約瑟在浙大整整考察了８天，此間的活動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為浙大師生演講。24日上午9點，李約瑟在學生膳廳作《科學與民主》的演講報告。他"首述科學與戰(zhàn)爭之關系，次及納粹之失敗由于民主國國防科學之迎頭趕上，足以證明科學決不為暴君專制者所利用。""次述及科學之興起在近代，與文藝復興、宗教革命及商業(yè)之興盛有關，而近二十年來俄國對于土壤、地質(zhì)及胚胎學均有顯著進步，由此可知社會主義并非反科學。""晚上8點在文廟，由李約瑟講科學在中國之發(fā)展及其與歐西之比較。"（[3]，P789，）其他演講的內(nèi)容還有關于中國的科學與文化等。

　　二是對浙大進行全方位的考察。在竺可楨校長和師范學院院長兼理學院化學系主任王進等教授的陪同下，李約瑟先后參觀了位于湄潭的化學系、生物系、數(shù)學系、物理系、農(nóng)化系、湄潭茶廠和在遵義的史地系。李約瑟親眼目睹浙大師生在竺可楨校長領導下，身居偏僻山村，在經(jīng)費拮據(jù)、設備簡陋、交通阻塞、物質(zhì)匱乏、空襲騷擾、疾病侵身、通貨膨脹等重重困難的情況下，恪守"求是"校訓，弦歌不輟，教學、科研正常進行，且取得了很多重要的科研成果。僅中國科學社30周年紀念會期間提交宣讀的學術論文就有80多篇。他曾這樣寫到："在湄潭，研究工作是很活躍的，生物系正在進行著腔腸動物生殖作用的誘導現(xiàn)象和昆蟲的內(nèi)分泌素等研究。這里關于甲蟲類所有的色彩因素的遺傳方面的工作，在美國已引起很大興趣，較有名的工作有磺胺類藥劑的衍化物的研究（有幾種業(yè)已證明具有促進植物生長的功效）。在植物方面，因為限于儀器，工作側(cè)重于理論的研究，如原子核物理學、幾何光學等，水平顯然是很高的。這里還有一個杰出的數(shù)學研究所。"（[4]，P，497）

　　三是參加科學社成立30周年的紀念活動。1914年10月創(chuàng)建于美國康乃耳大學的中國科學社是我國第一個綜合性科學社團，它的創(chuàng)始人是一群血氣方剛、始終以救國救民為己任、遠在大洋彼岸美國留學的中國青年，這些人經(jīng)歷了辛亥革命的洗禮，留學期間聽到袁世凱尊崇孔教、復辟舊學的消息，又目睹中國與美國在經(jīng)濟實力和科學技術上的巨大反差，為之痛心疾首，進而奮起行動，組辦科學社，出刊《科學》雜志，欲以熱心青年的綿薄之力，為科學救國思想的廣泛傳播而拼命吶喊。這一年是科學社的大慶，原來準備在總會舉行慶�；顒�，但因抗戰(zhàn)期間，社友分散各處，再加上交通困難，不得已改為各地分會分別慶祝。中國科學社遵義地區(qū)社友會10月25日上午9點在浙大文廟大成殿召開科學社年會，由社友會會長、浙江大學理學院院長胡剛復教授致開幕詞，然后請李約瑟作《中國之科學與文化》的專題演講。社慶期間還有各種學術報告會和討論會，李約瑟都應邀參加，受到廣泛歡迎。

　　李約瑟在遵義、湄潭訪問浙江大學期間，對浙大師生在偏僻的山區(qū)和極其困難的條件下，保持濃厚學術研究氛圍，取得許多高水平研究成果，十分驚嘆。他在為浙大師生作《戰(zhàn)時與平時之國際科學合作》的講演時，把浙大與他所在的英國劍橋大學相提并論，稱譽浙大為"東方劍橋"。

　　三

　　李約瑟博士的兩次訪問，對浙江大學的學術研究、浙大與國外的學術交流和向全世界宣傳浙大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首先，由于李約瑟對浙大的細致考察，使他發(fā)現(xiàn)在湄潭這個小小的縣城卻有這樣一所高水平的大學，云集如此多的知名學者，產(chǎn)出這么多高水平的論文。1945年10月27日，他在英國《自然》雜志上發(fā)表文章表述了他的深刻印象："在重慶與貴陽之間一個叫遵義的小城市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學，是中國最好的四所大學之一。""遵義之東75公里為湄潭，是浙江大學科學活動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科學研究活動一派繁忙緊張的景象。"（[4]，P，496）這是一位中國科學社名譽社員、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對浙江大學的最高贊譽，浙江大學經(jīng)李約瑟等人的傳頌，一時蜚聲海內(nèi)外。確實，抗戰(zhàn)前后的十年是浙江大學最重要的發(fā)展時期之一。期間，在竺可楨校長的卓越領導下，浙大由一所后起的一般性地方大學，迅速崛起為具有相當規(guī)模的全國著名大學，并且在西遷的困難條件下，取得了豐碩的.科研成果，其中許多居世界領先、在國際上影響重大，如物理系王淦昌教授關于探測中微子的研究等；有一批國內(nèi)首創(chuàng)、在學術界獨領風騷的研究成果，如著名史學家張蔭麟教授編著的《中國史綱》等；還有一批社會效益較大的研究成果，如《遵義新志》。

　　第二，他的來訪極大地鼓舞了浙大師生堅持抗戰(zhàn)的士氣和堅持教學、科研的熱情。他為浙大師生作《中國科學史與西方之比較觀察》的演講，在談及中國為何沒有產(chǎn)生近代科學的原因時，認為主要是中國的經(jīng)濟制度與歐洲的經(jīng)濟制度迥然不同，繼封建制度之后是亞洲的官僚制度或官僚封建制度，而非歐洲那樣的資本主義制度。他的演講使浙大廣大師生深刻認識到，雖然中國沒有產(chǎn)生近代科學，但中國古代科技文明卻受到全世界的尊重。同時他的《戰(zhàn)時及平時之國際科學合作》的演講也帶來了國際和平主義者的聲音，使廣大師生認識到中國的抗戰(zhàn)不是孤軍奮戰(zhàn)，而是得到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與進步人士支持的正義事業(yè)，從而堅信中國的抗戰(zhàn)必定會取得最后的勝利。此外，他的來訪還給浙大帶來了物質(zhì)上的直接幫助。如他幫助浙大購買剛發(fā)明的維他命D精（Caleiferol），就是一例。因為在貴州，冬、秋兩季陽光極少，人們易產(chǎn)生一種皮膚病，但又缺乏必須的藥品，他帶來的藥品解了浙大的燃眉之急。（[3]，P，750）對他給飽受戰(zhàn)亂的浙大師生帶來的精神食糧和物質(zhì)幫助，竺可楨校長由衷地說，李約瑟的工作正是中國古話所說的"雪中送炭"。

　　第三，李約瑟的來訪也為《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寫作進行了重要的準備。當時浙江大學的許多學者、教授，如竺可楨、王進、胡剛復、錢寶琮、張孟聞等都是中國科學社的主要成員，李約瑟有很多機會與他們接觸并結(jié)下了深厚的友誼。多年以后，李約瑟寫到："我第一次認識竺博士是在貴州，當時浙江大學疏散到貴州。在那里，我開始熟悉他在天文學史方面所字的很有價值的工作。由于他的介紹，我認識了錢寶琮（及李儼-最杰出的兩位中國數(shù)學史家之一）和王進（他刻苦鉆研冶金和化學史）。"（[1]，P，25）李約瑟博士不僅從他們那里得到了探索中國科學史的巨大鼓勵，而且也得到了許多豐富的資料。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使中國的古代科技成就重放異彩、矚目于世，也為世界新文明的建設注入了力量。這一過程中，李約瑟與竺可楨之間建立起了誠摯的友誼，對以后浙江大學與國外的學術交流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寫到："我們最慷慨的贊助人是著名的氣象學家、長期擔任浙江大學校長（現(xiàn)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竺可楨博士，在我即將離開中國的時候，他勸說許多朋友四出尋找各種版本，因此在我回到劍橋后不久，整箱整箱的書就運到了，其中包括一部《圖書集成》（1726年）。"（[1]，P，25）這部《圖書集成》彌足珍貴，李約瑟生前視為珍寶。此書現(xiàn)藏于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

　　總之，李約瑟先后兩次對浙江大學的訪問考察，不僅使"東方劍橋"名聲遠揚，而且促進了戰(zhàn)亂時期浙江大學與國際科學界的學術交流，對以后浙江大學的國際合作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他的到訪和演講，也極大地鼓舞了浙大師生的教學和科研熱情，使浙江大學在短短十年左右時間里成為國內(nèi)著名的大學�；仡欉@段歷史，將極大鼓舞四校合并后的浙江大學廣大師生員工更加積極地擴大國際交流與合作、朝著建設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大學的目標邁進，以不辜負李約瑟博士生前對浙江大學的贊譽和厚望。

　　注釋及參考文獻：

　　[1]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總論，第一分冊，科學出版社,1975年；

　　[2]浙江省檔案館檔案，英國來華教授陶德斯、尼德漢二氏來校參觀講演，全宗號53·目錄號1·卷號1109；

　　[3]竺可楨日記(II),人民出版社，1984年；

　　[4]JosephNeedham，ScienceinKweichowandKuangsi,《Nature》,Oct.27,1945,Vol.156；

　　[5]錢進，抗戰(zhàn)時期的中英科學合作館，民國檔案，1991年第3期；

　　[6]李約瑟，戰(zhàn)時及平時之國際科學合作，科學，Vol.27，1944年第2期；

　　[7]李國豪等主編,中國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8]馬伯英，名聞遐邇的李約瑟研究所,科學，1990年第2期；

　　[9]貴州省湄潭縣文史資料，第四輯，湄潭縣政協(xié)文史資料征集辦公室編，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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