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散文精選《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學》

　　引導語：季羨林一生讀過兩所大學，一所是清華大學，一所是德國哥廷根大學。下文是小編收集他的散文《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學》，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學”，多少年來我曾反復思考過這個問題。我曾一度得到兩個截然相反的答案：一個是最好不要再上大學，“知識越多越反動”，我實在心有余悸。一個是仍然要上，而且偏偏還要學現(xiàn)在學的這一套。后一個想法最終占了上風，一直到現(xiàn)在。

　　我為什么還要上大學而又偏偏要學現(xiàn)在這一套呢?沒有什么堂皇的理由。我只不過覺得，我走過的這一條道路，對己，對人，都還有點好處而已。我搞的這一套東西，對普通人來說，簡直像天書，似乎無補于國計民生。然而世界上所有的科技先進國家，都有梵文、巴利文以及佛教經(jīng)典的研究，而且取得了輝煌的成績。這一套冷僻的東西與先進的科學技術(shù)之間，真似乎有某種聯(lián)系。其中消息耐人尋味。

　　我們不是提出了弘揚祖國優(yōu)秀文化，發(fā)揚愛國主義嗎?這一套天書確實能同這兩句口號掛上鉤。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日本梵文研究的泰斗中村元博士在給我的散文集日譯本《中國知識人の精神史》寫的序中說到，中國的南亞研究原來是相當落后的�？墒墙鼛啄陙恚�突然出現(xiàn)了一批中年專家，寫出了一些水平較高的作品，讓日本學者有“攻其不備”之感。這是幾句非常有意思的話。實際上，中國梵學學者同日本同行們的關(guān)系是十分友好的。我們一沒有“攻”，二沒有爭，只是坐在冷板凳上辛苦耕耘。有了一點成績，日本學者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覺得過去對中國南亞研究的評價過時了。我覺得，這里面既包含著“弘揚”，也包含著“發(fā)揚”。怎么能說，我們這一套無補于國計民生呢?

　　話說遠了，還是回來談我們的本題。

　　我的大學生活是比較長的：在中國念了4年，在德國哥廷根大學又念了5年，才獲得學位。我在上面所說的“這一套”就是在國外學到的。我在國內(nèi)時，對“這一套”就有興趣，但苦無機會。到了哥廷根大學，終于找到了機會，我簡直如魚得水，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堅持學習了將近六十年。如果馬克思不急于召喚我，我還要堅持學下去的。

　　如果想讓我談一談在上大學期間我收獲最大的是什么，那是并不困難的。在德國學習期間有兩件事情是我畢生難忘的，這兩件事都與我的博士論文有關(guān)聯(lián)。

　　我想有必要在這里先談一談德國的與博士論文有關(guān)的制度。當我在德國學習的時候，德國并沒有規(guī)定學習的年限。只要你有錢，你可以無限期地學習下去。德國有一個詞兒是別的國家沒有的，這就是“永恒的大學生”。德國大學沒有空洞的“畢業(yè)”這個概念。只有博士論文寫成，口試通過，拿到博士學位，這才算是畢了業(yè)。

　　寫博士論文也有一個形式上簡單而實則極嚴格的過程，一切決定于教授。在德國大學里，學術(shù)問題是教授說了算。德國大學沒有入學考試。只要高中畢業(yè)，就可以進入任何大學。德國學生往往是先入幾個大學，過了一段時間以后，自己認為某個大學、某個教授，對自己最適合，于是才安定下來。在一個大學，從某一位教授學習。先聽教授的課，后參加他的研討班。最后教授認為你“孺子可教”，才會給你一個博士論文題目。再經(jīng)過幾年的努力，搜集資料，寫出論文提綱，經(jīng)教授過目。論文寫成的年限沒有規(guī)定，至少也要三四年，長則漫無限制。拿到題目，十年八年寫不出論文，也不是稀見的事。所有這一切都決定于教授，院長、校長無權(quán)過問。寫論文，他們強調(diào)一個“新”字，沒有新見解，就不必寫文章。見解不論大小，唯新是圖。論文題目不怕小，就怕不新。我個人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只有這樣，學術(shù)才能“日日新”，才能有進步。否則滿篇陳言，東抄西抄，饾饤拼湊，盡是冷飯，雖洋洋數(shù)十甚至數(shù)百萬言，除了浪費紙張、浪費讀者的精力以外，還能有什么效益呢?

　　我拿到博士論文題目的過程，基本上也是這樣。我拿到了一個有關(guān)佛教混合梵語的題目，用了三年的時間，搜集資料，寫成卡片，又到處搜尋有關(guān)圖書，翻閱書籍和雜志，大約看了總有一百多種書刊。然后整理資料，使之條理化、系統(tǒng)化，寫出提綱，最后寫成文章。

　　我個人心里琢磨：怎樣才能向教授露一手兒呢?我覺得，那幾千張卡片，雖然抄寫時好像蜜蜂采蜜，極為辛苦;然而卻是干巴巴的，沒有什么文采，或者無法表現(xiàn)文采。于是我想在論文一開始就寫上一篇“導言”，這既能炫學，又能表現(xiàn)文采，真是一舉兩得的絕妙主意。我照此辦理。費了很長的時間，寫成一篇相當長的“導言”。我自我感覺良好，心里美滋滋的，認為教授一定會大為欣賞，說不定還會夸上幾句哩。我先把“導言”送給教授看，回家做著美妙的夢。我等呀，等呀，終于等到教授要見我，我懷著走上領(lǐng)獎臺的心情，見到了教授。然而卻使我大吃一驚。教授在我的“導言”前畫上了一個前括號，在最后畫上了一個后括號，笑著對我說：“這篇導言統(tǒng)統(tǒng)不要!你這里面全是華而不實的空話，一點新東西也沒有!別人要攻擊你，到處都是暴露點，一點防御也沒有!”對我來說，這真如晴天霹靂，打得我一時說不上話來。但是，經(jīng)過自己的反思，我深深地感覺到，教授這一棍打得好，我畢生受用不盡。

　　第二件事情是，論文完成以后，口試接著通過，學位拿到了手。論文需要從頭到尾認真核對，不但要核對從卡片上抄入論文的篇、章、字、句，而且要核對所有引用過的書籍、報刊和雜志。要知道，在三年以內(nèi)，我從大學圖書館，甚至從柏林的普魯士圖書館，借過大量的書籍和報刊，耗費了大量的時間。當時就感到十分煩膩�，F(xiàn)在再在短期內(nèi)，把這樣多的書籍重新借上一遍，心里要多膩味就多膩味。然而老師的教導不能不遵行，只有硬著頭皮，耐住性子，一本一本地借，一本一本地查，把論文中引用的大量出處重新核對一遍，不讓它發(fā)生任何一點錯誤。

　　后來我發(fā)現(xiàn)，德國學者寫好一本書或者一篇文章，在讀校樣的時候，都是用這種辦法來一一仔細核對。一個研究室里的人，往往都參加看校樣的工作。每人一份校樣，也可以協(xié)議分工。他們是以集體的力量，來保證不出錯誤。這個法子看起來極笨，然而除此以外，還能有“聰明的”辦法嗎?德國書中的錯誤之少，是舉世聞名的。有的極為復雜的書竟能一個錯誤都沒有，連標點符號都包括在里面。讀過校樣的人都知道，能做到這一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德國人為什么能做到呢?他們并非都是超人的天才，他們比別人高出一頭的訣竅就在于他們的“笨”。我想改幾句中國古書上的話：德國人其智可及也，其笨(愚)不可及也。反觀我們中國的學術(shù)界，情況則頗有不同。在這里有幾種情況。中國學者博聞強記，世所艷稱。背誦的本領(lǐng)更令人吃驚。過去有人能背誦四書五經(jīng)，據(jù)說還能倒背。寫文章時，用不著去查書，順手寫出，即成文章。但是記憶力會時不時出點問題的。中國近代一些大學者的著作，若加以細致核對，也往往有引書出錯的情況。這是出上乘的錯。等而下之，作者往往圖省事，抄別人的文章時，也不去核對，于是寫出的文章經(jīng)不起核對。這是責任心不強，學術(shù)良心不夠的表現(xiàn)。還有更壞的就是胡抄一氣。只要書籍文章能夠印出，哪管它什么讀者!名利到手，一切不顧。我國的書評工作又遠遠跟不上。即使發(fā)現(xiàn)了問題，也往往“為賢者諱”，怕得罪人，一聲不吭。在我們當前的學術(shù)界，這種情況能說是稀少嗎?我希望我們的學術(shù)界能痛改這種極端惡劣的作風。

　　我上了9年大學，在德國學習時，我自己認為收獲最大的就是以上兩點。也許有人會認為這卑之無甚高論。我不去爭辯。我現(xiàn)在年屆耄耋，如果年輕的學人不棄老朽，問我有什么話要對他們講，我就講這兩點。

　　1991年5月5月寫于北京大學

　　季羨林讀了兩所大學

　　季羨林一生讀過兩所大學。一所是清華大學，一所是德國哥廷根大學。1930年，19歲的季羨林風塵仆仆地從山東臨清趕到北京考大學。那時節(jié)，沒有全國統(tǒng)考，數(shù)量不多的大學都是自主招生。季羨林報考了清華和北大，結(jié)果榜上都有名。經(jīng)過一番掂量，他選擇了清華，因為清華出國機會多。季羨林讀的是西洋系，專修德語。四年下來，能看懂德文書，至于聽和說，那就是聾子和啞巴，換言之，即是收獲平平。

　　倒是一門選修課和一門旁聽課使他受益終身。選修課是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旁聽課是陳寅恪的《佛經(jīng)翻譯文學》。季羨林聽朱先生的課聽了整整一年。朱先生的口才并不出色，但講課“沒有廢話，每一句話都清清楚楚”。朱先生介紹西方流行的文藝理論，常常以中國古代詩詞作為佐證，說得明明白白，樸實無華，同學們一聽就懂，而且聽起來津津有味。因此開課不久，季羨林“就愛上了這門課，每周盼望上課，成為一項樂趣”。季羨林聽陳先生的課感受尤為深切。陳先生講課，一如其為文，分析細如毫發(fā)，鞭辟入里，實事求是，不武斷夸大，不斷章取義，彷佛將學生引進山陰道上，山重水復，盤旋曲折，最后步入陽關(guān)大道，一切豁然開朗。聽陳先生講課“簡直是一種享受，無法比擬的享受”。

　　直到晚年，季羨林對朱光潛和陳寅恪上的這兩門課依然念念不忘。他曾深情地說：“我搞一點比較文學和文藝理論，顯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語和中亞古代語言，則同陳先生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1935年，清華大學與德國簽訂了互派研究生的協(xié)定。剛剛在山東濟南中學就業(yè)不久的季羨林聞訊后，再一次風塵仆仆地趕到北京的母校，報名應考，結(jié)果如愿以償，為德國哥廷根大學錄取。

　　這一年，季羨林剛滿24歲。躊躇滿志的`季羨林告別父老鄉(xiāng)親，一路乘風破浪，來到了歐洲腹地的哥廷根大學，主修印度學，兼修英國語言學和斯拉夫語言學。其中所學的外國語包括梵文、峇里文、吐火羅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等。德國教師“徹底性”的工作態(tài)度堪稱世界著名：認真、細致、謹嚴、熱心，對學生關(guān)懷備至，循循善誘。正是在這些教師如瓦爾德施米特教授、西克教授、布勞恩教授等人的嚴格訓練下，季羨林克服重重困難，用六年時間修滿所有課程，1941年，通過論文答辯和口試，以全優(yōu)成績，獲得哲學博士學位。

　　季羨林飲水思源，對這些德國教師常懷感激之心。季羨林曾在一篇文章中談及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幫助他修改論文的情景，這位教授對他的批評，使他深深認識到“沒有創(chuàng)見，不要寫文章，否則就是浪費紙張。有了創(chuàng)見寫論文，也不要下筆千言，離題萬里�？斩吹膹U話少說、不說為宜”。他在另一篇回憶西克教授的文章中則寫道：“西克教授，是我平生遇到的中外各國的老師中對我最愛護、感情最深、期望最大的老師。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想到他，我的心立即劇烈地跳動，老淚立刻就流滿全臉”。

　　季羨林其所以能在1956年就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時稱學部委員)，其所以能被人譽為著名的語言學家、翻譯家、文學家乃至國學大師，這中間固然與他個人的天資、勤奮、愛好密切有關(guān)，但無論如何也是與他就讀了兩大學即清華大學和德國哥廷根大學，以及兩所大學的老師對他的諄諄教誨、精心培養(yǎng)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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