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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魯迅先生稱為史家之絕唱

時間:2024-07-24 05:51:33 魯迅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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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魯迅先生稱為史家之絕唱

  被魯迅先生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是古代著作什么作品?它的作者是誰?

被魯迅先生稱為史家之絕唱

  說的是史記,《史記》是我國西漢著名史學(xué)家司馬遷撰寫的一部紀(jì)傳體史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jì)傳體通史,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原名《太史公記》.該書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記載了上自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元狩元年間共3000多年的歷史。

  內(nèi)容簡介/《史記》

  《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或稱《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記》,也省稱《太史公》。“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開始,“史記”由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名。

  《史記》是一部貫穿古今的通史,從傳說中的黃帝開始,一直寫到漢武帝元狩元年,敘述了我國三千年左右的歷史。

  據(jù)司馬遷說,全書有本紀(jì)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提到《史記》缺少十篇。三國魏張晏指出這十篇是《景帝本紀(jì)》、《武帝本紀(jì)》、《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后人大多數(shù)不同意張晏的說法,但《史記》殘缺是確鑿無疑的。

  今本《史記》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數(shù)篇章顯然不是司馬遷的手筆,漢元帝、成帝時的博士褚少孫補寫過《史記》,今本《史記》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補作。

  《史記》取材相當(dāng)廣泛。當(dāng)時社會上流傳的《世本》、《國語》、《國策》、《秦記》、《楚漢春秋》、諸子百家等著作和國家的文書檔案,以及實地調(diào)查獲取的材料,都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重要材料來源。特別可貴的是,司馬遷對搜集的材料做了認(rèn)真地分析和選擇,淘汰了一些無稽之談。對一些不能弄清楚的問題,或者采用闕疑的態(tài)度,或者記載各種不同的說法。由于取材廣泛,修史態(tài)度嚴(yán)肅認(rèn)真,所以,《史記》記事翔實,內(nèi)容豐富。

  作品目錄/《史記》

  《史記》分本紀(jì)、表、書、世家、列傳五部分。

  全書共一百三十卷,有十二本紀(jì)、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約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其中本紀(jì)和列傳是主體。它以歷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為史書編撰的主線,各種體例分工明確,其中,“本紀(jì)”、“世家”、“列傳”三部分,占全書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寫人物為中心來記載歷史的,由此,司馬遷創(chuàng)立了史書新體例“紀(jì)傳體”。

  “本紀(jì)”是全書提綱,按年月時間記述帝王的言行政績;

  “表”用表格來簡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書”則記述制度發(fā)展,涉及禮樂制度、天文兵律、社會經(jīng)濟、河渠地理等諸方面內(nèi)容;

  “世家”記述子孫世襲的王侯封國史跡和特別重要人物事跡;

  “列傳”是帝王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跡和少數(shù)民族的傳記。

  作品爭議/《史記》

  有許多人以為說司馬遷寫了《史記》乃是班固的“發(fā)明”,此種說法大可存疑。

  不錯,班固及乃父班彪確實曾稱司馬遷之書為《史記》,但在班氏父子的辭典中,“史記”卻是作為一個比較通用的名詞而非專稱出現(xiàn)的。

  為了說明問題,不妨引幾段《漢書》:

  (1)《漢書·藝文志》:“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jù)行事,仍人道。”

  (2)《漢書·司馬遷傳·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

  《漢書》系班固的苦心經(jīng)營之作,上引兩段話中出現(xiàn)的“史記”顯然不是司馬遷所寫,這說明,“史記”一名在班氏父子那里還是個通稱。

  漢代以后至唐朝初年,官方修撰的史書中并無“經(jīng)籍志”一欄,所以,對司馬遷的那部巨著稱史記,也稱太史公書,對別的史書也稱史記(歷史記錄之意),比如敦煌寫本《貞男》稱:“顏叔子,魯人也……周時人,出‘史記’”,這里面的“史記”指的是《后漢書》的一條注。初唐人釋玄應(yīng)所撰的《一切經(jīng)音義》卷八十一:“《史記》云:‘籀者,周時史官教國子學(xué)童之書……’”中的史記指的又是《漢書》。(詳見《漢書·藝文志》)

  把司馬遷的作品正式定名為《史記》并賦予其官方權(quán)威色彩的是長孫無忌。

  《隋書》乃系長孫無忌與魏征、于志寧、李淳風(fēng)等人聯(lián)合撰成的。書成時間為公元656年,該書經(jīng)籍志記古今圖書存佚及其源流,創(chuàng)立四部分類法,對后世目錄學(xué)有深遠影響。

  《隋書·經(jīng)籍志》上有這樣一段話:“史記一百三十卷,目錄一卷,漢中書令司馬遷撰……漢書一百一十五卷,漢護軍班固撰。”

  編者在文中將《史記》與《漢書》并列,正式確立了《史記》的名稱。

  藝術(shù)特點/《史記》

  敘事藝術(shù)

  史記獨特的敘事藝術(shù),非常注重對事件因果關(guān)系的更深層次的探究,綜合前代的各種史書,成一家之言,縱向以十二本紀(jì)和十表為代表,敘寫了西漢中期以前的各個歷史時代,橫向以八書、三十世家和七十列傳為代表,統(tǒng)攝各個階層、各個民族、各個領(lǐng)域和行業(yè),形成縱橫交錯的舒適結(jié)構(gòu)。

  另外,《史記》的章法、句式、用詞都有很多獨到之處,別出心裁,不循常規(guī),以其新異和多變而產(chǎn)生獨特的效果。

  《項羽本紀(jì)》是《史記》中最重要、最精彩的篇章之一,從歷史上說,具體記錄了楚漢相爭時期波瀾壯闊的歷史風(fēng)云,從文學(xué)上說,本文是中國散文中最早的以人物為中心的敘事藝術(shù)杰作,文中描繪的一幅幅驚心動魄的戰(zhàn)爭畫卷,塑造的項羽經(jīng)典的悲劇英雄形象,對后世各種體裁的文學(xué)作品,都產(chǎn)生過巨大的影響。

  人物編排名實兼顧,以類相從!妒酚洝犯鲗哟稳宋飩饔浀呐帕惺且詴r間為序,但又兼顧各傳記之間的內(nèi)在聯(lián)系,遵循著以類相從的原則。即:同樣一件事涉及好幾個人物時,在一處詳敘,在別處就略而不敘,有時以“語在某某事中”標(biāo)出。這種“互見法”不僅避免了重復(fù),對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如在《項羽本紀(jì)》中主要突出項羽的喑嗚叱咤、氣蓋一世的性格特征;而與這一主要特征相矛盾的其他方面,則放在別人傳記中補充敘述,既突出主導(dǎo)的性格特征,又免得顧此失彼,達到了性格的完整化。

  人物刻畫

  一、注重語言,細節(jié)描寫

  《廉頗藺相如列傳》藺相如所講的“以先國家之急而后私仇也。”用人物自己的個性化的語言來表現(xiàn)人物的性格,也是作者司馬遷提煉的,最能表現(xiàn)藺相如思想境界的內(nèi)在美的精粹語言,是藺相如精神品質(zhì)的升華,是他一切行為思想基礎(chǔ),是全篇中最關(guān)重要的一名話。司馬遷為了突出這句話,先寫廉頗的驕橫以與藺相如的忍讓映襯。但沒有交代藺相如這么做的動機,作一跌宕,從而引出舍人的規(guī)諫,以舍人的狹窄心胸反襯藺相如的坦蕩襟懷,又作一跌宕;藺相如的答話,先將廉頗與秦王比較,引出舍人“不若也”的回答,又一宕;接著指出連秦王都不怕,何畏廉將軍?又一宕;接著分析趙國的安全系“吾兩人”,不能兩虎相斗,又一宕;幾經(jīng)騰挪跌宕,作了許多鋪墊,到最緊要最醒目的地方,才點出“先國家之急而后私仇”這句話來,這確實是畫龍點睛之筆。這個睛一“點”,藺相如的高大形象就如同巍巍的泰山一般在讀者面前聳立起來了。

  在《高祖本紀(jì)》、《項羽本紀(jì)》里,司馬遷用了許多細節(jié)語言來刻劃人物,這些語言很具有個性。例如項羽見到秦始皇南巡時脫口說出:“彼可取而代也。”在劉邦道歉時說“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足見其粗豪率直的性格,而劉邦觀秦始皇喟然太息說“嗟乎!大丈夫當(dāng)如此也!”話說的委婉曲折,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寫出他雖氣象不凡,但寬宏而有大度的性格。范增在鴻門宴上召項莊舞劍刺沛公時說:“……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后來當(dāng)劉邦脫逃時又說:“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表現(xiàn)了他老謀深算的性格。

  二、正面描寫與側(cè)面描寫、特寫相結(jié)合,突出人物形象。

  在《史記》中,司馬遷刻畫人物,更多的采用了正面描寫與側(cè)面描寫相結(jié)合的寫法。比如項羽殺卿子冠軍宋義一節(jié),這是發(fā)生在起義軍內(nèi)部的一場斗爭,這場戰(zhàn)爭關(guān)系到反秦斗爭的成敗。宋義作為起義軍的將領(lǐng)在關(guān)鍵時刻卻不去救趙,理由冠冕堂皇,實際上是茍且偷安,甚至另有圖謀。作為次將的項羽看穿了他的意圖,當(dāng)機立斷,斬殺宋義,奪取軍權(quán),扭轉(zhuǎn)了局勢。在司馬遷的筆下,項羽表現(xiàn)了他的卓識和果斷,表現(xiàn)了他關(guān)懷百姓士卒的胸襟、肩負(fù)國家安危重任的志氣。又有“項羽最得意之戰(zhàn)”——巨鹿之戰(zhàn),項羽破釜沉舟引兵渡河,“楚戰(zhàn)士無不一以當(dāng)十”,所向披靡,無堅不摧。再看看諸侯軍的反應(yīng),“諸侯軍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這一仗,寫出了項羽不畏強敵的精神、無比旺盛的斗志,莫敢縱兵、人人惴恐的諸侯軍,更是襯托出了他的英雄氣概。

  三、運用對比映襯的方法

  《史記》中的《李將軍列傳》描寫李廣就是用的這種手法。司馬遷為了突出李廣帶兵特點,附帶寫了程不識帶兵的作風(fēng)。李廣帶兵的特點是寬緩簡易“行無部伍行陣”,“莫府省約文書籍事”,近乎無為而治。程不識帶兵卻非常嚴(yán)謹(jǐn),“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乃是一絲不茍。在程不識的映襯下,紅花綠葉,李廣帶兵的特點就格外顯眼、突出。寬緩與嚴(yán)謹(jǐn)只是治軍的作風(fēng)不同,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從匈奴和士卒的反映中,流露出作者的傾向性,讀者對李廣的敬慕之情也不覺油然而生。在《李將軍列傳》中,要寫李廣毫不相干的程不識就是為了襯托李廣。

  寫李廣的不幸遭遇,司馬遷又是把李蔡與李廣對比:“蔡為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其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李蔡是李廣的從弟,才能在下品之中,以九品論人屬第八等,沒有什么能耐,可他青云直上,官運亨通,爵封樂安侯,官一直做到宰相。而李廣為抗擊匈奴,馳騁疆場四十余年,身經(jīng)七十余戰(zhàn),立下過許多汗馬功勞,連匈奴人也敬畏而稱之為“漢之飛將軍”?墒沁@樣一位名將卻“不得爵邑,”甚至還受到誣陷,終于被迫自刎。兩相對比之下,李廣的可悲命運就具體寫出來了,當(dāng)時用人制度,獎懲制度的不合理也深刻揭露出來了。

  四、在矛盾沖突中表現(xiàn)人物。

  司馬遷生動具體的寫出了人物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再現(xiàn)出緊張多變的場面,人物置身于其中,將各自的個性發(fā)揮到了極致。如《項羽本紀(jì)》中的“鴻門宴”,作者選擇表面平靜,實際殺機四伏的鴻門場面,讓眾多人物在明爭暗斗和彼此映襯中展示出了各自鮮明的個性。劉邦的圓滑奸詐,項羽的率直寡謀,張良的深謀從容,范增的偏狹與急躁,樊噲的粗獷豪放,項伯的善良與愚昧,傳神盡相,如在眼前。

  《廉頗藺相如列傳》中,司馬遷將“完璧歸趙”、“澠池之會”中緊張的場面與尖銳的矛盾沖突進行了細致的描寫。在秦王的大殿上,面對秦王意欲毀約的狀況,藺相如隨機應(yīng)變、足智多謀,在面對面的斗爭中計謀百出,將主動權(quán)始終掌握在自己手里。澠池之會上,秦王借著國力強大,肆意侮辱趙王,藺相如寸步不讓,嚴(yán)辭厲色,為維護國家尊嚴(yán),置生死于度外。面對廉頗的步步緊逼,藺相如隱忍退讓,這一點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在尖銳的矛盾沖突中,充分表現(xiàn)了藺相如熾熱的愛國情懷,不怕犧牲,甘受委屈,豁達大度,能為常人所不敢為、不愿為的品格高尚、智勇兼?zhèn)涞男蜗蟆?/p>

  五、互見法的運用。

  司馬遷寫《史記》,既要突出人物的個性特征,又要保持人物性格的完整,保持歷史的真實,在安排材料上他采用了“互見法”。背景事件人物基本相同,材料幾乎交織在一起,司馬遷按描寫人物的需要,或詳或略,或補或刪,描寫人物各具性格,記述史實則互相補足,這就是“互見法”。

  如《魏公子列傳》,主要是表現(xiàn)信陵君的“仁而下士”,但信陵君并不是時時都能堅持做到這一點。魏相魏齊曾將范雎一頓暴打,后來范雎做了秦相,要報仇,魏齊無藏身之所。趙相虞卿為了救魏齊,解去相印與魏齊一起投靠信陵君。但信陵君畏懼秦國,未及時接見他們,結(jié)果魏齊“怒而自刎”了。如果將這件事寫進《魏公子列傳》里,必然會對信陵君的形象造成損害。因此,司馬遷將它寫進了《范雎蔡澤傳》中。這樣,既突出了信陵君的性格特點,又不損害人物性格的完整性,保持了歷史的真實性,真正做到了“不溢美”,也“不隱惡”。

  六、個性化的語言,凸顯人物風(fēng)姿。

  《高祖本紀(jì)》中,司馬遷在刻畫劉邦這個人物形象的時候,較多的使用了語言描寫的方法,用極富個性的語言,將劉邦的形象生動的展現(xiàn)在讀者面前!陡咦姹炯o(jì)》中有一段話,陳述了自己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zhèn)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zhàn)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能“與天下同利”,并且善于用人。層疊排比,滔滔而下,顯出劉邦在取得勝利之后的志得意滿。張良、蕭何與韓信,都是杰出的人物,俱能為劉邦所用,則劉邦之才之德,更出三人之上。劉邦表面謙遜,實際上很自負(fù)。

  在《史記》的其他篇章里,司馬遷也多次使用個性化的語言描寫,將人物性格刻畫的惟妙惟肖。

  《史記》中的“紀(jì)”、“傳”是以人物為中心的紀(jì)傳散文,通過展示人物的活動而再現(xiàn)多彩的歷史畫面。本紀(jì)、世家、列傳中的人物來自不同階層,上自帝王將相,下至市井細民,諸子百家、三教九流,應(yīng)有盡有,所涉人物四千多個,重要人物數(shù)百名!妒酚洝返娜宋飩饔浿杂腥绱藦V大的覆蓋面,和司馬遷進步的歷史觀及開闊的視野密不可分。司馬遷本人“鄙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報任安書》),希望借助于《史記》一書而揚名后世,實現(xiàn)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出于這種心態(tài),司馬遷對那些在歷史上雖有卓越表現(xiàn)、終因無人獎掖而難以揚名的布衣平民懷有深切的同情,為他們鳴不平。司馬遷清楚地看到,一個人知名度的高低,乃至他是否能夠青史留名,固然和他本身的業(yè)績有關(guān),同時也和是否有人宣揚提攜密不可分。在司馬遷看來,戰(zhàn)國四公子或憑借王者親屬的血緣優(yōu)勢,或身居卿相之位,有的是二者兼?zhèn),他們顯名諸侯猶如順風(fēng)而呼,事半功倍。“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于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司馬遷對儒墨等學(xué)派由于門戶之見排斥這些出自平民的俠客而深感不公。司馬遷在按照慣例為帝王將相立傳的同時,也把許多下層人物寫入書中,其中包括刺客、游俠、商人、方士等,使得《史記》所收的人物非常廣泛,并且都刻畫得栩栩如生。

  《史記》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態(tài),都有自己鮮明的個性特征。不但不同類型的人物迥然有別,就是同一類型的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同是以好士聞名的貴公子,信陵君和其他三公子在人格上高下之別,而孟嘗君、平原君、春申君也各有各的風(fēng)貌。同為戰(zhàn)國策士,蘇秦主要是一位發(fā)奮者的形象,而張儀身上更多的卻是狡詐權(quán)謀。張良、陳平同是劉邦的重要謀士,但司馬遷筆下的張良令人莫測高深,帶有幾分神異;而陳平這位智囊卻富有人情味,沒有張良那種仙風(fēng)道氣。《史記》同類人物形象之間尚有如此明顯的區(qū)別,不同類型人物形象之間更是形成巨大的反差,鮮明的對照,人物的個性在差異、區(qū)別中得到充分的顯示。

  司馬遷在刻畫人物時,能準(zhǔn)確地把握表現(xiàn)對象的基本特征加以渲染,使許多人物形象的個性非常突出!度f石張叔列傳》突出石奮祖孫三代的謹(jǐn)小慎微,唯命是從!斗B滕灌列傳》寫到夏侯嬰時,主要敘述他對劉邦一家的精心呵護,他和劉邦家庭的特殊關(guān)系,多次提到他的太仆之職!独顚④娏袀鳌吩诿鑼懤顝V時著意表現(xiàn)他高超的祖?zhèn)魃渌嚕湫倥涞裾、射白馬將、射追擊者、射獵、射石、射敵方裨將,百發(fā)百中,矢能飲羽!妒酚洝分械娜宋镄蜗笾愿骶唢L(fēng)采,就在于司馬遷充分地展示了他們的個性特征。

  司馬遷在表現(xiàn)人物的個性特征時,充分注意到他們的家庭出身、文化教養(yǎng)、社會經(jīng)歷等各方面的因素,恰如其分給以表現(xiàn),不但展現(xiàn)出人物的個性特征,而且對形成人物個性特征的原因也有或明或暗的顯示,有時一開始就為人物性格的發(fā)展作了鋪墊。蕭何是刀筆吏出身,故能謹(jǐn)守管鑰,因勢奉法。陳平年青時貧而好學(xué),所以始終有讀書人的氣質(zhì),見識高遠,在皇帝面前對答如流;周勃最初從事雜藝,沒有什么學(xué)問,執(zhí)政之后就顯露出知識的不足,在文帝面前陷入窘境。樊噲發(fā)跡前以屠狗為業(yè),成為將軍以后保留那種莽撞豪爽之氣,他大塊吃肉,大杯飲酒,對劉邦、項羽也敢于直言直語、大聲大氣。寫竇嬰是一副老年失勢的窘態(tài),寫田蚡則是少年得志的猖狂。總之,影響人物個性的許多重要因素,司馬遷都充分注意到了,因此,他使《史記》中的人物都按各自的方式說話行事,符合自己的年齡、身份和教養(yǎng)。

  《史記》中的人物形象各有各的風(fēng)貌,各有各的性格,同時,他們身上還表現(xiàn)出許多帶有普遍性的東西,即得到社會廣泛認(rèn)可、并對后代產(chǎn)生深遠影響的某些共性。這是《史記》在刻畫人物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最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妒酚洝啡宋镄蜗蟮墓残允嵌喾矫娴模饕幸韵聨c:一是知恩圖報,以德報德。蘇秦之于宗族、朋友,劉邦之于蕭何,陳平之于魏無知,韓信之于漂母、亭長,王陵之于張蒼,都是受人之惠而報人之恩。類似這樣知恩圖報的人物在《史記》中有一大批,他們百倍、千倍地報償恩人,以表示自己不忘本、不負(fù)人。二是以牙還牙,以怨報怨。這是和知恩圖報、以德報德相對應(yīng)的一種行為,伍子胥之于楚平王,李廣之于霸陵尉、主父偃之于昆弟賓客,采取的都是這種做法。三是士為知己者死,為報答知遇之恩而赴湯蹈火,甚至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這是知恩圖報的升華,是它的極端形式。司馬遷在《刺客列傳》和《報任安書》中兩次提到“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他本人是贊成這一信條的!洞炭土袀鳌分械膶VT、豫讓、聶政、荊軻等人都是為知己者死;《孟嘗君列傳》中的得粟者,《魏公子列傳》中的侯嬴,《張耳陳余列傳》中的貫高,也都是為知己者而死!妒酚洝啡宋镄蜗筮普遍存在寶貴還鄉(xiāng)的想法,這是他們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史記》描寫了許多人衣錦還鄉(xiāng)的場面,蘇秦、劉邦、司馬相如、主父偃等人的傳記都有這方面的記載。

  《史記》中的人物既有鮮明的個性,又有普遍的共性,是共性與個性完美的結(jié)合。有許多人物所做的事情相近,但是怎樣去做,卻是各人有各人的選擇,各人有各人的方式。同是衣錦還鄉(xiāng),韓信顯得雍容大度,不計私仇,主父偃卻心胸狹小,報復(fù)心極強。同是知恩圖報,豫讓、貫高先是忍辱負(fù)重,頑強地活下去,關(guān)鍵時刻又死得極其壯烈;而侯贏、田光等義士,卻是痛快地以自殺相謝。人物的共性寓于鮮明的個性之中,二者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現(xiàn)。

  司馬遷在刻畫人物時,采用多維透視的方法,筆下人物顯露多方面的性格特征,有血有肉,生動豐滿。李斯這個人物,司馬遷反復(fù)刻畫他外似剛愎而內(nèi)實游移的矛盾狀態(tài):在農(nóng)民起義風(fēng)起云涌的形勢下,他想知難而退,卻又貪戀富貴,下不了決心;在趙高廢立之際,開始像是要以身殉國,經(jīng)趙高勸之以利害,馬上退縮妥協(xié);對于秦二世的無道,本想犯顏直諫,一旦二世責(zé)問,立刻茍合求容。李斯的雙重人格表現(xiàn)得非常充分,一個內(nèi)心分裂的可悲形象躍然紙上。司馬遷在刻畫人物時,一方面能把握他的基本特征,同時對其性格的次要方面也能給予充分的重視,多側(cè)面地展現(xiàn)人物的精神風(fēng)貌。

  風(fēng)格特征

  深邃意蘊的敘事和生動鮮活的人物的描寫巧妙地結(jié)合在一起,使《史記》形成一種雄深雅健的獨特風(fēng)格。《史記》也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悲劇人物,使全書具有濃郁的悲劇氣氛,并富有傳奇色彩。

  《史記》的敘事寫人都圍繞“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宗旨,司馬遷雖然也從瑣碎的生活細事寫起,但絕大多數(shù)的人物傳記最終都在宏偉壯闊的畫面中展開,有一系列歷史上的大事穿插其間。司馬遷不是一般地描述歷史進程和人物的生平事跡,而是對歷史規(guī)律和人物命運進行深刻的思考,透過表象去發(fā)掘本質(zhì),通過偶然性去把握必然規(guī)律。這就使得《史記》的人物傳記既有宏偉的畫面,又有深邃的意蘊,形成了雄深雅健的風(fēng)格。

  司馬遷善于把筆下的人物置于廣闊的社會背景下加以表現(xiàn),在敘述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的過程中,展示個人命運偶然性中所體現(xiàn)的歷史必然性。在《蘇秦列傳》和《張儀列傳》中,司馬遷對于戰(zhàn)國諸侯間微妙復(fù)雜的利害關(guān)系反復(fù)和予以演示,以七國爭雄為背景展開了廣闊的畫面。蘇秦、張儀準(zhǔn)確地把握了當(dāng)時形勢的特點,抓住了機遇,相繼干出了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yè),成為當(dāng)時的傾危之士。陳平年輕時就胸懷大志,足智多謀,適逢秦末動亂和楚漢相爭,大顯身手,屢獻奇計。他設(shè)計離間項羽和范增,使楚霸王失去“亞父”這位謀士。滎陽被困,他令二千女子夜出東城門迷惑楚軍,劉邦得以出西城門脫險。是他暗示劉邦封韓信為齊王以穩(wěn)定形勢,又是他建議劉邦的偽游云夢澤而借機擒韓信。劉邦在平城被匈奴圍困七日,又是陳平出奇計化險為夷。陳平所獻五計,無一不是關(guān)系到劉邦的生死存亡、關(guān)系到天下的興衰安危。陳平這位謀士的形象,也就在駕馭歷史風(fēng)云的過程中日益豐滿!妒酚洝分械娜宋镄涡紊虮艾、或偉岸;有的先榮后辱,有的先辱后榮;有的事業(yè)成功,人生幸運,也有的雖然事業(yè)成功卻命運悲慘。司馬遷既把他們寫成重大事件的導(dǎo)演、演員,又把他們寫成重大事件的產(chǎn)兒,通過描寫、敘述他們對時勢、潮流的順應(yīng)與抗拒、對歷史機遇的及時把握與失之交臂,以如椽巨筆勾勒出歷史和人生的壯廓畫面,點出其中蘊含的哲理。

  《史記》中的悲劇人物有多種類型。按其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論,有些悲劇主人公身上體現(xiàn)的是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xiàn)之間的矛盾。這類悲劇人物是歷史的先行者,行動具有超前性。盡管他們的主張是正確的,但由于當(dāng)時條件還不成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有的甚至付出生命。推行變法的吳起、商鞅,主張削籓的賈誼、晁錯,都是這類悲劇英雄。還有一類悲劇人物盡管死得非常壯烈,但他們的悲劇性不是體現(xiàn)了無法實現(xiàn)的歷史必然要求,而是他們相信舊制度的合理。田橫兵敗之后不愿意投降漢朝而自殺,其隨從和東海五百義士也相繼殉難,涌現(xiàn)出的是一個悲劇群體。從本質(zhì)上看,田橫所要維持的不過是諸侯稱雄、列國割據(jù)的局面,早已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田橫相信已經(jīng)過時的制度仍然是合理的,并為之而奮斗拼搏,這就決定了他必然成為悲劇人物!妒酚洝分性S多反抗中央朝廷的諸侯王,都屬于這類相信舊制度合理性的悲劇人物!妒酚洝分械谋瘎∪宋锇雌淦犯駝澐,又有完美型和缺失型兩類!囤w世家》中為保護趙氏孤兒而付出巨大犧牲的義士公孫杵臼、程嬰,《刺客列傳》、《游俠列傳》中的刺客游俠,都是具有高尚品格和獻身精神的英雄,他們的所作所為幾乎無可挑剔,是把身上最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是完美型的悲劇英雄。還有一些悲劇人物的品格存在明顯的弱點,由這些弱點而導(dǎo)致的失誤最終毀滅了自身。但由于他們終歸是英雄,所以其毀滅也是悲劇性的。這類缺失型悲劇英雄以項羽為代表,他生前戰(zhàn)功赫赫,死得慷慨壯烈,他的弱點也暴露得非常明顯,自身沒有意識到本身的缺欠。

  司馬遷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他的命運是悲劇性的,他為眾多悲劇人物立傳,寄寓自己深切的同情。他贊揚棄小義、雪大恥,名垂后世的伍子胥,塑造出一位烈丈夫形象。他筆下的虞卿、范雎、蔡澤、魏豹、彭越等人,或在窮愁中著書立說,或歷經(jīng)磨難而愈加堅強,或身被刑戮而自負(fù)其材,欲有所用。所述這些苦難的經(jīng)歷都帶有悲劇性,其中暗含了自己的人生感慨。

  司馬遷在探討人物悲劇的根源時,流露出對天意的懷疑,以及命運不可捉摸、難以把握之感。他在《伯夷列傳》中慨嘆“天道是邪,非邪!”在《外戚世家》中反復(fù)強調(diào)“人能弘道,無如命何”、“豈非命也哉!”對于像蕭何、陳平那樣的幸運兒,司馬遷認(rèn)為他們的人生偶然性中體現(xiàn)出歷史的必然性,自身才能、對歷史潮流的順應(yīng)使他們扮演英雄的角色,命運對于這些人來說不是難解的謎。而從那些悲劇人物身上,司馬遷更多感受到的是歷史和人生的不確定、不公平和難以理解。司馬遷還通過為悲劇人物立傳。揭示了異化造成的人性扭曲。吳起為了當(dāng)上魯國將軍而殺妻,未為卿相而母死不歸,名韁利鎖把他變成一個刻暴少恩之人,最終也因此亡身,政治上的巨大功績與人性的嚴(yán)重異化形成直接沖突。張耳、陳余早年為刎頸之交,后來卻反目為仇,也是利欲把他們拆開。

  《史記》富有傳奇色彩。秦始皇晚年行跡,穿插許多怪異反常的事情,以及神靈的出沒,用以預(yù)示秦王朝末日的到來。寫漢高祖發(fā)跡,則用劉媼感蛟龍而生子,劉邦醉斬巨蛇等傳說顯示其靈異。除了荒誕不經(jīng)的傳說之外,《史記》所寫的許多真人真事也帶有傳奇色彩。魯仲連為人排患解難而無所取,超然遠引,終身不復(fù)見,是一位奇士。

  《留侯世家》中的張良是位傳奇人物,文中出現(xiàn)的商山四皓同樣來得突兀,恍若神仙!妒酚洝分械脑S多故事都疏離常規(guī),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也富有傳奇性!锻馄菔兰摇分械谋》蛉艘蛟饫渎涠蟾淮筚F,竇姬本欲入趙王府而宦官誤賜代王,她卻陰錯陽差成了皇后。這些宮廷故事也是表現(xiàn)人生命運的不可捉摸,但它釀成的不是悲劇,而是喜劇!短飭瘟袀鳌返膫髦魈飭问且晃恢侵\之士,這篇傳記寫了一系列的奇謀奇計,尤其是用火牛陣大破齊軍一節(jié),更是精彩絕妙。傳記贊語又附奇士王蠋、奇女君王后的事跡,可謂奇上加奇!妒酚洝返膫髌嫘赃源于司馬遷敘事寫人的筆法。

  司馬遷為文疏蕩多變,忽起忽落,其來無端,其去無跡,起滅轉(zhuǎn)接,令人莫測端倪!恫牧袀鳌肥菫椴摹⑹妪R作傳,但卻以議論開篇,又引許由、卞隨、務(wù)光等人為伯夷、叔齊作陪襯,幾乎使人不辨賓主。敘伯夷、叔齊事跡后,在議論中引出顏淵、盜跖,從正反兩方面說開。結(jié)尾點題,指出砥行立名者必附青云之士才能流傳后世。通篇意到筆隨,縱橫變化,煙云繚繞,撲朔迷離。《史記》的章法、句法、用詞都有許多獨特之處,別出心裁,不蹈故常,搖曳回蕩,跌宕有致,以其新異和多變而產(chǎn)生傳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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