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漂移說來源
“大陸漂移說”是魏格納提出的，后來發(fā)展成“板塊構造學說”，并成為20世紀地球科學的主流。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大陸漂移說來源，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一、大陸漂移說來源
1620年英國人弗蘭西斯·培根他提出了西半球曾經與歐洲和非洲連接的可能性。1668年法國R.P.F.普拉賽認為在大洪水以前，美洲與地球的其他部分不是分開的。
到19世紀末，奧地利地質學家修斯（Eduard Suess，1831～1914）注意到南半球各大陸上的巖層非常一致，因而將它們擬合成一個單一大陸，稱之為岡瓦納古陸。
1912年阿爾弗雷德·魏格納正式提出了大陸漂移學說，并在1915年發(fā)表的《海陸的起源》一書中作了論證。由于當時不能更好地解釋漂移的機制問題，曾受到地球物理學家的反對。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隨著古地磁與地震學、宇航觀測的發(fā)展，使一度沉寂的大陸漂移說獲得了新生，并為板塊構造學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
二、大陸漂移說的三個證據
1、地形證據
山脈也為大陸漂移理論提供了證據。當阿爾弗雷德·魏格納在地圖上把非洲和南美洲拼到一起時，他發(fā)現(xiàn)了一個非常奇怪的事實：南非有一條從東到西走向的山脈可以跟阿根廷境內的一座山對接起來；而在北美可以找到與位于歐洲的煤田對應的煤田。
2、化石證據
阿爾弗雷德·魏格納還利用化石來證明他的觀點�；潜４嬖趲r石中的古代生物的遺體或遺跡。舌羊齒是2.5億年前的一種蕨類植物，在非洲、南美洲、澳大利亞、印度和南極洲都發(fā)現(xiàn)了舌羊齒化石，舌羊齒分布在這樣廣大的區(qū)域內，阿爾弗雷德·魏格納由此確信這些大陸曾是一個整體。
3、氣候證據
阿爾弗雷德·魏格納還運用氣候變化的證據來證明他的理論。斯匹次卑爾根島現(xiàn)在位于挪威以北的北冰洋北部，島上常年被冰雪覆蓋，屬于極地氣候類型，但人們在那兒發(fā)現(xiàn)了熱帶植物化石。阿爾弗雷德·魏格納認為，3億年前，這些植物生活的地方肯定位于赤道附近，氣候溫暖濕潤。
在該島以南數(shù)千千米的地方，地質學家也找到了一些證據，即在南非發(fā)現(xiàn)了冰川擦痕。這些冰川擦痕表明，南非當時曾被大陸冰川覆蓋，厚厚的冰層覆蓋了幾千平方千米。但是現(xiàn)在的非洲大陸氣候炎熱，根本不可能形成冰川。阿爾弗雷德·魏格納由此得出結論，在泛古陸存在時期，非洲大陸靠近南極。
發(fā)展歷程
提出學說
阿爾弗雷德·魏格納（1880～1930）在1912年一篇重要的學術論文中提出大陸漂移假說，并且在幾年后（1915）出版的一部專著中加以發(fā)展和完善。人們幾乎立刻就意識到了這個假說潛在的革命性質，因為它要求對地理學的全部基礎進行重新修訂。20 世紀20～30年代間，地理學家對大陸運動的觀念進行了廣泛的討論，結果，反對意見幾乎是同聲一片。因此，魏格納提出的地球漂移說長期以來處于理論革命階段，直到50年代中期，不斷發(fā)現(xiàn)的新證據才越來越對大陸可能運動的假說有利。但直到20世紀60年代，一場地球科學革命才真正發(fā)生。
歷史分析
歷史分析表明，這場地球科學革命結束了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理論革命狀態(tài)外僅僅是因為人們勉強接受了一整套已處休眠狀態(tài)或早先被摒棄的觀念或理論。這場科學革命伴隨著研究地球的新手段和傳播知識的新技術的產生而產生。不僅許多地球科學家沿著非傳統(tǒng)的路線思考，而且，有不少物理學家也投入了地球科學的研究之中，并做出了偉大的發(fā)現(xiàn)。因此，最終發(fā)生的地球科學革命并不僅僅是長期受到抵制的、作為傳統(tǒng)觀念的一次根本性轉變的大陸漂移說的簡單復活，而且還創(chuàng)立了新的板塊構造理論來描述大陸的漂移。從某種意義上說，魏格納的原始理論并未導致一場科學革命，但是，最終的科學革命確實體現(xiàn)了魏格納理論中大陸運動這一中心思想和把地表分成兩類地域（陸地和海底）的觀念。
特點
這場革命的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處在學科工作中的地理學家普遍意識到他們正在經歷一場地球科學革命。許多科學家撰寫文章或專論都強調了考察大陸和地球的思維方式所發(fā)生變化的革命性質；他們寫出了標題醒目的著作，如《地球科學中的革命：從大陸漂移說到板塊構造說》（哈拉姆1973）或《地球科學革命的嚴峻年代》（格倫1982）。強調革命性不僅是后來歷史性或評論性文章和書籍的特點，也是地球科學革命年代中學術論文的特點。例如，《科學》雜志中的一篇頗具新意的學術論文（奧普代克1966）的標題是“南海深海巖心的古磁研究”，它的副標題是“確定地球歷史事件發(fā)生時間的革命方法”。1970年，在討論“新的一類錯誤”期間，J·T·威爾遜聲稱關于地磁逆轉的發(fā)現(xiàn)構成了地球科學中的“革命”。在（國際科學聯(lián)合會理事會的）“上地幔計劃”（U·M·P·）的最終報告（1972）中，“U·M·P·實施期間提出的板塊構造的統(tǒng)一概念”被說成是地球科學中的一場“革命”（舒利文 1974，343）。
歷史著作
20世紀70年代發(fā)表的有關歷史評述和總結性著作（主要由母語是英語的科學家著述）所體現(xiàn)的革命意識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這一事實；20世紀60年代大陸漂移和板塊構造說為人們所接受是與庫恩1962年出版的《科學革命的結構》產生的巨大影響分不開的。因此，阿蘭·考克斯（1973）、安東尼·哈拉姆（1973）、烏蘇拉·馬文（1973）和J·T·威爾遜（1973、1976）在討論和評述大陸漂移理論的最新發(fā)展時都特別提到了庫恩。這場科學革命還由于在其后的十幾年間出現(xiàn)了一系列出色的歷史著作而引人注目。這些著作有許多本身就是地球科學家撰寫的，其中一些科學家親自對這場革命做出了根本性的貢獻。
考察
作為對這段歷史的考察結果，我們已經知道，弗蘭西斯·培根不是大陸運動觀的創(chuàng)立者（馬文1973）。他僅是指出非洲和巴西西海岸之間有一種大致的吻合。幾乎兩個世紀之后的亞歷山大·馮·洪堡也沒有通過認識大西洋兩邊海岸線之間的相似，從而進一步提出兩個大陸曾經是連在一起，以后才分開的。但是，1859年，居住在巴黎的美國人安東尼奧·斯尼德·佩雷格里尼用法文寫的名為《創(chuàng)世紀及其未解之謎》這本邊緣書中，首次提出了原始大陸分裂和組成部分移動的思想。
有人還宣稱，奧地利地質學家愛德華·修斯是大陸漂移說的早期倡導者，正如馬文（1973）所指出的，這個看法是完全錯誤的。但是修斯在20世紀初確實曾提出最初有兩塊古生代大陸，“亞特蘭蒂斯”（位于北大西洋）和岡瓦納大陸（在南大西洋）。他把后者命名為岡瓦納，這是印度中部地區(qū)（鞏德人居住地）。修斯像19世紀一些先驅一樣，認為我們的大陸是更大的原始大陸的遺跡，其碎片已沉沒到海底盆地。但他并沒有提出原始大陸的分裂過程，因而也就沒有建立我們今天所理解的大陸漂移思想（馬文1973，58）。
一個更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是美國地質學家 F·B·泰勒。他在1910年發(fā)表了長篇論文，首次提出了一個具有內在邏輯性的、連貫一致的假說，這個假說包含了某種我們今天所理解的大陸漂移說的成份（哈拉姆1973，3）。這個假說最早是在1898年出版的一本小冊子中闡述的，但泰勒的理論主要是依據天文學，而不是地理學或地質學。他假設很久以前地球俘獲了一顆彗星，它后來成了今天的月亮。這場天文學事件增大了地球的旋轉速度，產生了更大的潮汐力，這兩種作用的合力將大陸從極地拉開。在他1910的論文中以及后來的出版物中，泰勒用地質學證據（愛爾德雷季1976，271）進一步完善了他的大陸運動的論點，但是這些沒有引起地質學界的普遍重視（馬文 1973，63－64）。1911年，另一位美國人 H·B·貝克爾指出，存在一種由宇宙力包括太陽系行星的攝動引起的大陸移動（同上，65）。當魏格納出版他的著作時，他總結了許多前人的工作，有一段詳細討論了泰勒的貢獻。但是魏格納兩次宣稱他“僅僅是在漂移理論的基本輪廓已經形成時，才了解到泰勒所做的這些工作”（同上，8－10）。在這部著作的最后一版（1962）中，魏格納在歷史回顧部分中又加上了一些新的人名。他在這一版中寫道：“我還在F·B·泰勒1910 年的著作中發(fā)現(xiàn)了與我的理論非常相似的觀點”。
地位確立
凡是研究過地球科學發(fā)展史的人（如上述舒利文1974，特別是格倫1982）都會認識到，要最終完成這樣一場革命，還有多少重要的.工作有待完成。在前面的論述中，我只是介紹了幾位最著名人物的杰出貢獻。關于愛德華·布拉德、圖佐·威爾遜、莫里斯·歐文以及其他一些科學家的重要工作，我?guī)缀鯖]有提及。長期以來，許多著名的地球物理學家不但拒絕接受板塊構造理論，也拒絕接受海底擴張說的基本思想。被《自然》雜志譽為“蘇聯(lián)最偉大的地球物理學家”的弗拉基米爾·貝洛索夫1970年宣稱：“海底擴張說沒有一個方面能經得住批評”（舒利文1974，IOS）。12年后的1982年12月，年屆91歲高齡的哈羅爾德·杰弗里斯爵士在《皇家天文學會地球物理雜志》（vol·71，555～556）上發(fā)表文章，仍然以不屑一顧的口吻，把“海底板塊的錯動”比作“用黃油做的刀切黃油”。60 年來，杰弗里斯一直是反對大陸漂移說的主要代表人物。
地球科學界的保守主義除了托依特提到的之外，在權威性的《科學家傳記辭典》1976年版中也得到了印證。在該辭典中，魏格納的條目（vol·14，214～217）是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的 K·E·布倫撰寫的。他在這篇文章的結論部分，不大情愿地提到了傾向于支持魏格納觀點的證據（來自古磁學和海底殼層研究）。但緊接著，他羅列了一大堆“反對大陸漂移說”的新舊批評意見。布倫寫道：當“該理論的創(chuàng)立者們就這些批評意見作出答復后，這些答復也受到了質疑”（p·216）。1976年，也就是哈拉姆和馬文的歷史研究著作（二者都宣稱地球科學革命已經取得了成功并分析了它的結構）出版三年后，當時這篇最新的魏格納傳記的最后結論是：“大多數(shù)地球科學家的熱情，甚至是宗教式的狂熱，促使他們相信大陸漂移理論已建立起來了”（p·217）。
布倫使用“宗教式的狂熱”這種說法，是因為60年代觀念變化時期所使用的語言帶有很強的宗教隱喻色彩，在涉及到轉變問題時更是如此。庫恩通過研究發(fā)現(xiàn)，這一點是科學革命過程中相當普遍的特點之一。圖佐·威爾遜的經歷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威爾遜在1959年還是大陸漂移說的主要反對者之一。但沒過幾年，他的觀念發(fā)生了轉變，并自稱是“改造了的反大陸漂移說者”（見威爾遜1966，3～9，談及了他的轉變過程）。后來，他不僅提出了一些支持大陸漂移說的重要的地質學證據，而且還成為地球科學革命的主要先驅之一。1963年，國際地質學和地球物理學聯(lián)合會第13次會議在美國伯克利舉行。在會后出版的關于“上地幔計劃”的文集中，威爾遜發(fā)表文章勇敢地宣布：“地球科學中已經在孕育一場偉大的科學革命”（塔克奇1970，244）。他說，地球科學的情境正同“哥白尼和伽利略的觀念被接受前天文學的情境；分子和原子概念引入以前化學的情境；進化論建立之前生物學的情境；量子力學誕生前物理學的情境”一樣。
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現(xiàn)了大量關于大陸漂移說。古磁學和地磁學的論文集。1968年4月，美國哲學學會年會文集便是其中之一，其標題為《重游岡瓦納大陸：大陸漂移說的新證據》。該文集收錄了這樣一篇文章：《靜止還是運動的地球：當前的科學革命》。文章作者威爾遜（1968，309；317）宣稱：“我們這個時代發(fā)生的這場偉大的科學革命應當稱作魏格納革命”，以紀念這場革命的“主要倡導者”。地球科學家們一般都贊同威爾遜的意見，認為確實存在一場科學革命，作為首先提出大陸漂移說的關鍵人物魏格納理應獲得這一殊榮。可是，歷史上以個人名義命名革命的榮譽曾經賦予給哥白尼、伽利略、牛頓、拉瓦錫、達爾文和愛因斯坦，但至今仍未賦予魏格納。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許多文獻的作者把魏格納開創(chuàng)的科學革命比作哥白尼革命。二者有一點是極為相似的：地球科學中最后的革命與魏格納最初的假說已相去甚遠，而開普勒、伽利略和牛頓最終建立起的體系中，與哥白尼的理論一樣大相徑庭。正如天文學革命直到哥白尼的著作1543年發(fā)表半個多世紀后才最終到來一樣，地球科學革命也是在魏格納最初的論文與著作發(fā)表50年后才得以發(fā)生。最終發(fā)生的所謂哥白尼革命，實際上是牛頓革命，這場革命主要基于伽利略、開普勒的成就，而作為這場革命基礎的“哥白尼體系”最終成為了開普勒體系。與此相似的是，本世紀60年代發(fā)生的地球科學革命并沒有體現(xiàn)魏格納的理論，而只是體現(xiàn)了其學說所蘊含的基本思想，即在地球的全部演化史中，大陸并非一直固定在其所處的位置上，在歷史上的某個時期，它們曾聚集在地球的兩極。魏格納的主要貢獻是首次提出了大陸運動的思想，它在地球科學革命中的地位正如哥白尼的主要貢獻－指出可以按照地球運動而非靜止的觀念構造一個新的宇宙體系－在天文學革命中的地位一樣。
地球科學從固定觀到運動觀，特別是向大陸漂移說和板塊構造說的飛躍，根據【主要證據章】提出的四項主要的檢驗標準，無疑是一場革命。首先，傳統(tǒng)地質學觀念發(fā)生的這種變化在當時就被許多觀察家包括這一領域的實際工作者看作是一場革命。我認為，這是發(fā)生科學革命的主要標志；其次，考察1912年以前和1970年以后的地球科學的內容表明，量的變化也足以構成一場科學革命；第三，嚴肅的科學史家們也斷言；地質學思維方式的變革足以引發(fā)一場科學革命。很明顯，這有點主觀臆斷的意味，但它確證了參與這場革命的地質學家和地球物理學家的結論。我們已經看到，在成功的地球科學革命發(fā)生以前很久（即理論科學革命階段以前），很多地質學家甚至那些魏格納學說的反對者們都意識到了大陸漂移說的革命性，并且完全懂得如果接受了這種觀點，對全部的傳統(tǒng)地質學理論來說將意味著什么；第四，當今地質學家們普遍認為，他們的學科已經發(fā)生了一場革命。
但是，這場革命的程度如何？它能稱得上是一場堪與達爾文革命、量子力學革命和相對論革命或是牛頓革命相比的重要的科學革命嗎？或者是規(guī)格稍遜一籌的，與化學革命類似的革命嗎？我們已經看到，喬治·G·辛普森把它稱為“一場重要的亞革命（Sub－revolution）”。D·P·麥肯奇（1977，120～121）在一篇文章《論板塊構造說與地質學理稻‘進化”的關系》的中，把“板塊構造說對地球科學的沖擊”與“DNA結構的發(fā)現(xiàn)對生物學的沖擊”作了對比。他的結論是：“板塊構造說與導致分子生物學創(chuàng)立的那些發(fā)現(xiàn)相比，是一場不太具備根本性質的革命”，正是由于這個原因，“這一新思想……已經被地質科學所同化并迅速地加以發(fā)展。”但對任何局外人來說，如果了解到我們關于地球演化史觀念發(fā)生的根本性變化，必然會感到觀念的飛躍是如此巨大，簡直就是一場偉大的革命。只是由于完全缺少意識形態(tài)成份，這場革命才顯得不那么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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