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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詩歌風格特點
導語：白居易是中唐著名詩人，曾發(fā)起新樂府運動。他的詩歌題材多樣，風格各異，膾炙人口，流傳天下，下面由小編為您整理出的白居易詩歌風格特點內(nèi)容，一起來看看吧。
白居易是唐代詩人中創(chuàng)作最多的一個。他曾將自己五十一歲以前寫的一千三百多首詩編為四類：一諷諭、二閑適、三感傷、四雜律。
四類中，價值最高，他本人也最重視的是第一類諷諭詩。這些諷諭詩，是和他的兼善天下的政治抱負一致的，同時也是他的現(xiàn)實主義詩論的實踐。
其中《新樂府》50首、《秦中吟》10首更是有組織有計劃的杰作，真是“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guī)”，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豐富的現(xiàn)實內(nèi)容。從“惟歌生民病”出發(fā)，諷諭詩的第一個特點是廣泛地反映人民的痛苦，并表示極大的同情。
這首先是對農(nóng)民的關切。在《觀刈麥》中，他描寫了“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的辛勤勞動的農(nóng)民，和由于“家田輸稅盡”不得不拾穗充饑的貧苦農(nóng)婦，并對自己的不勞而食深感“自愧”。
在《采地黃者》中更反映了農(nóng)民牛馬不如的生活，他們沒有“口食”，而地主的馬卻有“殘粟”(余糧)：“愿易馬殘粟，救此苦饑腸!”所以詩人曾得出結論說“嗷嗷萬族中，唯農(nóng)最苦辛!”對農(nóng)民的深厚同情使詩人在《杜陵叟》中爆發(fā)出這樣的怒吼：
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狗爪鋸牙食人肉!
這是農(nóng)民的反抗，也是詩人的鞭撻。
在封建社會，不只是農(nóng)民，婦女的命運同樣是悲慘的。對此，白居易也有多方面的反映，如《井底引銀瓶》、《母別子》等。對于被迫斷送自己的青春和幸福的宮女，尤為同情。
例如《后宮詞》：“三千宮女胭脂面，幾個春來無淚痕?”
白居易不只是同情宮女，而且把宮女作為一個社會問題政治問題，覺得“上則虛給衣食，有供億糜費之煩；下則離隔親族，有幽閉怨曠之苦”，要求憲宗盡量揀放。
《上陽白發(fā)人》：
上陽人!上陽人!紅顏暗老白發(fā)新。
綠衣監(jiān)使守宮門，一閉上陽多少春?
玄宗末歲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
同時采擇百余人，零落年深殘此身。
憶昔吞悲別親族，扶入車中不教哭：
皆云入內(nèi)便承恩，臉似芙蓉胸似玉。
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
唐詩中以宮女為題材的并不少，但很少寫得如此形象生動�！八蘅辗浚镆归L”一段，敘事、抒情、寫景，三者融合無間，尤富感染力。
人民的疾苦，白居易知道是從何而來的，他曾一語道破：“一人荒樂萬人愁!”為了救濟人病，因此諷諭詩的另一特點，就是對統(tǒng)治階級的“荒樂”以及與此密切關聯(lián)的各種弊政進行揭露。
中唐的弊政之一，是不收實物而收現(xiàn)錢的“兩稅法”。這給農(nóng)民帶來極大的痛苦。中唐的另一弊政，是名為購物“而實奪之”的“宮市”。所謂宮市，就是由宮庭派出宦官去市物。
這遭殃的雖只限于“輦轂之下”的長安地區(qū)的人民，問題似乎不大，但因為直接關涉到皇帝和宦官的利益，很少人敢過問，白居易這時卻寫出了《賣炭翁》，并標明：“苦宮市也!”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
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
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愿天寒。
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
牛困人饑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
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
手把文書口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
一車炭，千余斤，宮使驅將惜不得。
半匹紅紗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值!
篇中“黃衣使者”和“宮使”，便都是指的宦官。此詩不發(fā)議論，更沒有露骨的諷刺，是非愛憎即見于敘事之中，這寫法在白居易的諷諭詩里也是較獨特的。
作為諷諭詩的第三個特點的，是愛國主義思想。這又和中唐時代國境日蹙的軍事形勢密切相關。
《西涼伎》：
自從天寶干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
涼州陷來四十年，河隴侵將七千里。
平時安西萬里疆，今日邊防在鳳翔!
在藝術形式方面，諷諭詩也有它自身的特點。這是由這類詩的內(nèi)容與性質(zhì)決定的。
諷諭詩約有以下一些藝術特點：
一、主題的專一和明確。一詩只集中地寫一件事，不旁涉他事，不另出他意，這就是主題的專一。白居易效法《詩經(jīng)》作《新樂府》五十首，以詩的首句為題，并在題下用小序注明詩的美刺目的，如《賣炭翁》“苦宮市也”之類；同時還利用詩的結尾(卒章)作重點突出，不是惟恐人知，而是惟恐人不知，所以主題思想非常明確。
二、運用外貌和心理等細節(jié)刻畫來塑造人物形象。例如《賣炭翁》，一開始用“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這樣兩句，便畫出了一個年邁而善良的炭工；接著又用“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愿天寒”來刻畫炭工的內(nèi)心矛盾，就使得人物更加生動、感人，并且暗示這一車炭就是他的命根子。這些都十分有助于作品主題思想的深化。
三、鮮明的對比，特別是階級對比。他往往先盡情摹寫統(tǒng)治階級的糜爛生活，而在詩的末尾忽然突出一個對立面，反戈一擊，這樣來加重對統(tǒng)治階級的鞭撻。
四、敘事和議論結合。諷諭詩基本上都是敘事詩，但敘述到最后，往往發(fā)為議論，對所寫的事作出明確的評價。這也和他所謂的“卒章顯其志”有關。他有的詩，議論是比較成功的，如《紅線毯》在具體生動的描繪之后，作者仿佛是指著宣州太守的鼻子提出正義的詰責，給人比較強烈的印象。
五、語言的通俗化。平易近人，是白詩的一般風格。但諷諭詩更突出。這是因為“欲見之者易諭”。他仿民歌采用三三七的句調(diào)也是為了通俗。
諷諭詩的這些藝術特點都是為上述那些內(nèi)容服務的。當然，也不是沒有缺陷。主要是太盡太露，語雖激切而缺少血肉，有時流于蒼白的說教。
諷諭詩外，值得著重提出的是感傷詩中的兩篇敘事長詩：《長恨歌》和《琵琶行》。
《長恨歌》是白居易三十五歲時作的，寫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愛情悲劇。一方面由于作者世界觀的局限，另一方面也由于唐明皇這個歷史人物既是安史之亂的制造者又是一個所謂“五十年太平天子”，因此詩的主題思想也具有雙重性，既有諷刺，又有同情。
詩的前半露骨地諷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誤國，劈頭第一句就用“漢皇重色思傾國”喝起，接著是“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兄弟皆裂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諷意是極明顯的。從全詩來看，前半是長恨之因。
詩的后半，作者用充滿著同情的筆觸寫唐明皇的入骨相思，從而使詩的主題思想由批判轉為對他們緊貞專一的愛情的歌頌，是長恨的正文。但在歌頌和同情中仍暗含諷意，如詩的結尾兩句，便暗示了正是明皇自己的重色輕國造成了這個無可挽回的終身恨事。
但是，我們也應該承認，詩的客觀效果是同情遠遠地超過了諷刺，讀者往往深愛其“風情”，而忘記了“戒鑒”。這不僅因為作者對明皇的看法存在著矛盾，而且和作者在刻畫明皇相思之情上著力更多也很有關系�！堕L恨歌》的藝術成就很高，前半寫實，后半則運用了浪漫主義的幻想手法。
沒有豐富的想象和虛構，便不可能有“歸來池苑皆依舊”一段傳神寫照，特別是海上仙山的奇境。但虛構中仍有現(xiàn)實主義的精確描繪，人物形象生動，使人不覺得是虛構。語言和聲調(diào)的優(yōu)美，抒情寫景和敘事的融合無間，也都是《長恨歌》的藝術特色。
《琵琶行》是詩人白居易貶江州的次年寫的，感傷意味雖較重，但比《長恨歌》更富于現(xiàn)實意義。琵琶女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反映了當時風塵女子共同的悲慘命運。
一種對被壓迫的婦女的同情和尊重，使詩人把琵琶女的命運和自己的身世很自然地聯(lián)系在一起：“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至于敘述的層次分明，前后映帶，描寫的細致生動，比喻的新穎精妙——如形容琵琶一段，使飄忽易逝的聲音至今猶如在讀者耳際，以及景物烘托的渾融，如用“惟見江心秋月白”來描寫聽者的如夢初醒的意態(tài)，從而烘托出琵琶的妙絕入神，所有這些則是它的藝術特點。
他的閑適詩也有一些較好的篇章。如《觀稼》：“飽食無所勞，何殊衛(wèi)人鶴?”對自己的閑適感到內(nèi)疚。《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一詩中，詩人幻想讓大禹作唐代水官，疏浚江湖，使“龍宮變閭里，水府生禾麥”。也表現(xiàn)了詩人不忘國計民生的精神。但歷來傳誦的卻是雜律詩中的兩首。
一是他16歲時所作并因而得名的《賦得古原草送別》：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
另一是《自河南經(jīng)亂關內(nèi)阻饑兄弟離散》那首七律：
時難年荒世業(yè)空，弟兄羈旅各西東。
田園寥落干戈后，骨肉流離道路中。
吊影分為千里雁，辭根散作九秋蓬。
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xiāng)心五處同。
閑適、雜律兩類在他詩集中占有絕大比重，像這樣較好的詩卻很少。其他多是流連光景之作，寫得平庸浮淺；還有很多和元稹等人的往復酬唱，更往往不免矜奇銜博，“為文造情”。這不能不影響詩人的聲譽。
白居易最大的貢獻和影響是在于繼承從《詩經(jīng)》到杜甫的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掀起一個現(xiàn)實主義詩歌運動，即新樂府運動。他的現(xiàn)實主義的詩論和創(chuàng)作對這一運動起著指導和示范的作用。
新樂府運動的精神，自晚唐皮日休等經(jīng)宋代王禹稱、梅堯臣、張耒、陸游諸人以至晚清黃遵憲，一直有所繼承。白居易的另一影響是形成一個“淺切”派，亦即通俗詩派。由于語言的平易近人，他的詩流傳于當時社會的各階層乃至國外，元稹和他本人都曾談到這一空前的盛況。
新樂府運動的其他參加者，元稹、張籍、王建，都是白居易志同道合的詩友，新樂府運動的中堅，同時也都是杜甫的推崇者、繼承者。張、王年雖較長，寫作樂府詩也較早，但詩名及政治地位都不及元、白；同時元、白既有創(chuàng)作，又有理論，而張、王則總有提出明確的文學主張兼作理論上的宣傳，因此他們在新樂府運動中所起的作用，既遠遜白居易，也次于元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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