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槃經(jīng)簡介

　　《涅盤經(jīng)》是佛教經(jīng)典。又稱《大般涅盤經(jīng)》、《大涅盤經(jīng)》。中國北涼曇無讖譯。40卷，13品。經(jīng)中說佛身常住不滅，涅盤常樂我凈;宣稱“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一闡提和聲聞、辟支佛均得成佛等大乘思想。為大乘佛教前期作品，約于2～3世紀時成書。晉宋時對中國佛學界影響很大，為涅盤學派的本據(jù)經(jīng)典。

　　涅槃經(jīng)禪宗思想

　　中國禪宗思想的兩大重要源頭是般若思想和涅盤思想。般若之學自東漢傳入東土以來，譯經(jīng)事業(yè)蓬勃發(fā)展，隨著般若類經(jīng)典的舊譯臻于完善，經(jīng)義研究的熱潮也隨之掀起，晉宋之際講解般若蔚然成風。最能體現(xiàn)般若特色的佛經(jīng)是《心經(jīng)》、《金剛經(jīng)》，它破除外相、破除非相，乃至于破除“佛法”，以臻于無住生心的境界。禪門在傳燈接棒之時，以之作為無上法寶�；菽芤蚵犝b《金剛經(jīng)》而出家求法，后來得五祖親授《金剛經(jīng)》要旨而豁然見性，成為禪宗六祖，可見般若思想對禪宗影響之巨。但是，般若類經(jīng)典講空固然能使人生起對俗界的厭棄，卻難免使人生的追求與期望無所棲泊，而生起茫然失落之感。因此在“色即是空”的后面，還必須下一轉語，這就是“空即是色”。

　　涅盤之學正是側重于妙有的理論。從大乘思想的發(fā)展看，《涅盤經(jīng)》出現(xiàn)在般若、法華、華嚴等大品類經(jīng)之后，也就是說，大乘“空”的思想出現(xiàn)在前，大乘“有”的思想出現(xiàn)在后，從真空到妙有是大乘佛教發(fā)展的兩個階段�！赌�盤經(jīng)》是闡釋妙有思想最具代表性的一部經(jīng)典，由于此“有”不是對立的現(xiàn)象之有，故稱“妙有”。雖然般若明無我，涅盤示真我，般若述凡夫四大假和合，涅盤說一切眾生有佛性，二說似多相矛盾，然誠如湯用彤先生所言：“《般若》、《涅盤》，經(jīng)雖非一，理無二致�！栋闳簟菲瞥鈭�(zhí)相，《涅盤》掃除八倒�！栋闳簟分�遮詮，即以表《涅盤》之真際。明乎《般若》實相義者，始可與言《涅盤》佛性義�！闭�是般若“真空”與涅盤“妙有”的完美融合，才使佛法成為圓滿的體系。

　　《涅盤經(jīng)》全稱《大般涅盤經(jīng)》，是大乘佛法的根本經(jīng)典之一�！洞蟀隳�盤經(jīng)》，40卷，北涼曇無讖譯，大正藏第12冊。本書所論即主要依據(jù)此本�！　按蟀隳�盤”是本經(jīng)特別彰顯的名相，它含具法身、般若、解脫的佛之三德，代表著大乘佛教的真實理想。從經(jīng)文中看，大般涅盤是淵深如海的大寂禪定，如同夏日般光明璀璨，絕對永恒無有變易，憐愛眾生猶如父母，濟度癡迷出離生死，不生不滅無窮無盡，是超出世俗的寧靜、光明、永恒、慈慧、超越的解脫的境界�！赌�盤經(jīng)》經(jīng)于北涼玄始十年421由曇無讖譯出，現(xiàn)編為40卷。由于它的來源和內容都比較復雜，有的學者考證它曾經(jīng)有過大約七次或八次的增編，以致于在內容上甚至是在涅盤的定義上都產(chǎn)生了矛盾;有的學者甚至推測它并非出于一時一地一個教派之手，而可能是曾經(jīng)分別流傳于我國廣大西北地區(qū)的多種小本經(jīng)的合本。

　　《涅盤經(jīng)》中如來藏學說中蘊含的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一闡提皆得成佛、涅盤具常樂我凈四德等旗幟鮮明震聾發(fā)聵的主張，以及對本心迷失的哲學思索、中道思想、涅盤境界，成為禪宗思想的靈性源頭。禪宗本心論、迷失論、開悟論、境界論深受涅盤妙有的影響，形成了獨特的生命體悟。作為禪宗思想、禪悟思維載體的禪宗詩歌，通過生動形象的吟詠，創(chuàng)造出流漾著涅盤慧光的文學意象，構成了一幅幅彰顯著涅盤詩思的意境�！赌�盤經(jīng)》通過對禪宗思想的影響，為中國禪林詩苑增添了高華深邃、靈動空明的篇章。

　　拓展閱讀：《涅槃經(jīng)》與涅槃學派

　　涅槃學派是指在南北朝形成的以研習、弘傳《大涅槃經(jīng)》為主的佛教思想流派，其研習者史籍中稱之為涅槃師。

　　相傳在曇無讖譯出《大涅槃經(jīng)》前，東漢支婁迦讖就譯有《梵般泥洹經(jīng)》二卷，三國魏安法賢譯有《大般涅槃經(jīng)》二卷，吳支謙譯有《大般泥洹經(jīng)》二卷，均早佚。法顯在中印度華氏城寫得《大般涅槃經(jīng)》初分的梵本，返國后，于東晉義熙十三年(417年)在建康道場寺和佛陀跋陀羅共同譯出《大般泥洹經(jīng)》六卷，世稱六卷《泥洹》，相當于北涼曇無讖譯的前十卷。中印度曇無讖(385—433)于玄始三年(414年)，在北涼譯出自己帶來的《大涅槃經(jīng)》初分十卷，當時河西的義學名僧慧嵩、道朗都列席譯場筆受;繼而又傳譯在于闐尋得的中分、后分，到玄始十年(421年)譯訖，前后共成四十卷十三品，世稱大本《涅槃》。北涼譯本于宋元嘉年中(424—443年)傳到江南，“文言致善而品數(shù)疏簡”，宋文帝令義學名僧慧嚴(363—443年)、慧觀(383—453年)及文學家謝靈運(385—433年)等依六卷《泥洹》增加品目、修改文字，刪訂為三十六卷二十五品，世稱南本《涅槃》，而以北涼原譯四十卷本為北本《涅槃》�！洞竽鶚劷�(jīng)》全經(jīng)分《壽命》、《金剛身》、《名字功德》、《如來性》、《一切大眾所問》、《現(xiàn)病》、《圣行》、《梵行》、《嬰兒行》、《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師子吼菩薩》、《迦葉菩薩》、《憍陳如》等十三品，主要闡述“佛身常住不滅”、“涅槃常樂我凈”、“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以及一闡提和聲聞、辟支佛均得成佛等大乘佛教思想。

　　此經(jīng)在印度本土似乎不很流傳，傳入中國后，影響卻十分巨大。早在五世紀間，曇無讖譯出此經(jīng)時，這一“常樂我凈”、“闡提成佛”的學說使當時參加譯場的“道俗數(shù)百人，疑難縱橫”，而曇無讖“臨機釋滯，未嘗留礙”。特別是，此經(jīng)傳入宋地以前，竺道生依據(jù)法顯所譯的六卷《泥洹經(jīng)》，就理解到一闡提人可能成佛，發(fā)表闡提成佛說，給江南佛教界以極大震動。后來涼譯大本傳到宋京，果如道生所說。當時竟至有“生公說法頑石點頭、僧嵩非難因而舌爛”的傳說，這都反映出此經(jīng)震動當時佛教界而獲得重視的情形。和他同出羅什門下的慧觀，著論主張漸悟，并創(chuàng)立“二教”、“五時”的教判，以《涅槃經(jīng)》為第五時常住教�；塾^又繼曇無讖的遺志，請高昌沙門道普西行尋求《涅槃》后分(見《出三藏記集》〈曇無讖傳〉)。由于這些努力，慧觀得以與道生并為涅槃師中兩大系。另在涼州方面，曾經(jīng)親助曇無讖譯此經(jīng)典的河西道朗撰制了經(jīng)序，并著《涅槃義疏》釋佛性義，為以后諸師講說此經(jīng)所依據(jù)。與此同時，筆受者智嵩也著有《涅槃義記》，并在涼地講授，辯論深義。此經(jīng)傳入建業(yè)后，更經(jīng)慧嚴、慧觀、謝靈運等加以再治，稱為南本，南北各地弘傳更廣。

　　《涅槃經(jīng)》的中心教義是“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如來常住無有變易”(見本經(jīng)〈獅子吼菩薩品〉)，而涅槃師的.學說即以闡發(fā)這一教義為宗要。道生以后，佛性問題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出現(xiàn)了許多不同的說法。綜合言之，其焦點有二：其一，何為正因佛性?其二，佛性為本有還是始有?正因佛性指成佛的內在的、決定性的根據(jù)，與此相對而有緣因——即成佛的外在根據(jù)或條件。本有、始有之論探討的是佛性乃先天本具抑或修行始得的問題。關于這兩個問題之所以異見疊出，根源于對佛性本體的.不同理解。以下從“正因佛性”、“本有始有”以及“判教”等三方面來論說涅槃學派的思想。

　　隋吉藏《大乘玄論》中列有十二家關于正因佛性的見解，慧均《四論玄義》卷七中記為根本之說三家、枝末之說十家，共計十三家。二人所載，大同小異，值得注意的倒是吉藏《大乘玄論》卷三將此十二家分成四類：“然十一家，大明不出三意。何者?第一家以‘眾生’為正因，第二以‘六法’為正因，此之兩釋，不出假實二義，明‘眾生’即是假人，‘六法’即是五陰及假人也。次以‘心’為正因及‘冥傳不朽’、‘避苦求樂’及以‘真神’、‘阿黎耶識’，此之五解，雖復體用、真?zhèn)尾煌�，并以‘心識’為正因也。次有‘當果’與‘得佛理’及以‘真諦’、‘第一義空’，此四之家，并以‘理’為正因也�！贝艘�文只提到三類。除此之外，吉藏將他所贊成的以“中道”為正因佛性列為第四類。依照現(xiàn)行標準，“中道”之見可歸于第三類。因此，我們在此仍以三類觀之，且“假實”、心識及“理體”之名命名。

　　“假實”者，包含兩種見解：一是“眾生”為正因佛性，二是“六法”為正因佛性�！端恼撔�義》卷七言：“眾生為正因體，何者?眾生之用總御心法，眾生之義，言其處處受生。今說御心之主，能成大覺。大覺因中，生生流轉，心獲湛然，故謂眾生為正因，是得佛之本�！边@是照搬《大涅槃經(jīng)》的一種說法，但解釋得很含混。聯(lián)系其“眾生之用”、“眾生之義”能御心法及受生流轉而言，似乎以眾生的主體性作正因佛性。然眾生仍屬有為、無常法，并不能承擔佛性本體之任，因此，其說難以圓通。所謂“六法為正因佛性”者，“六法”指色、受、想、行、識五蘊以及由此五蘊合成的“假人”。相對而言，五蘊為“實有”，故稱為“實”。說六法為正因佛性，實際側重于說眾生是佛性，然而眾生又不同于木石草壁瓦，“眾生心識相續(xù)不斷，終成大圣。今形彼無識，故言眾生有佛性也�！贝艘娊鈱⒈娚�分成“體”、“用”兩方面，以“心識為正因體”，有情眾生的軀體(即五蘊和合)為其作用。這一說法，亦未能契佛性義之肯綮。

　　以“心識”為正因佛性者，包括以“心”、“真神”、“心上冥傳不朽之義”、“心有避苦求樂性義”、阿黎耶識等五種見解。這里，所謂“冥傳不朽之性”，指心神不滅，既可隨緣輪回生死，又可覺悟成佛。梁代光宅寺法云以“心之避苦求樂”為正因佛性，因為“一切眾生，無不有避苦求樂之性，實有此避苦求樂之性”(《大乘玄論》卷三)方可厭苦而樂求涅槃。此說亦偏于“心用”而言佛性，著重強調“心”的主體功能，實際上與佛性本體大有懸格矣。梁武帝以“真神”為正因佛性，其旨首先將“心”分為“性”與“用”兩方面。就“心神”之性言，以不斷為精，不斷故可歸于常住;但性雖不斷，而心之“用”則不免于流轉、無常。梁武帝于是說：“夫心為用本，本一而用殊，殊用自有興廢，一本之性不移。一本者，即無明神明也。尋無名之稱，非太虛之目，土石無情，豈無明之謂?故知識慮應明，體不免惑，惑慮不知，故曰無明。而無明體上，有生有滅，生滅是其異用，無明心義不改�！�(梁武帝《神明成佛義記》)心是“本”，生滅是“用”，“本”只有一個，而生滅各各不同。心之本性是明，但因煩惱污染故不免有惑，此即是“無明神明”。正如上述梁武帝所言，“神明之心”有不滅的一面與生滅的一面，不滅者即是“真神”。這實際上是中國傳統(tǒng)思想中所言之“靈魂”。

　　上述兩類觀點，第一類將佛性歸之于“眾生”或“六法”，失之于具體、籠統(tǒng)，缺乏抽象思維之深度，用佛學術語講，即將佛性誤為生滅無常之有為法，失誤彰著。第二類則力圖將佛性依托于“心”。然而，或誤以“心用”即功能為其正因，或誤將傳統(tǒng)之“靈魂”喬裝打扮雜入佛性之中，其得在于分心為“體”、“用”兩方面，失在于或太偏重于“用”，或誤解了心之本體。比較而言，以“理”為正因佛性庶幾近于講清楚佛性之本體為何。

　　以“理”為佛性本體實際上起源于竺道生。在道生之后，又有宋代新安寺法瑤、太昌寺僧宗、梁代靈根寺慧令等人認為眾生所具有的“成佛之理”是正因佛性�，幏◣熣f：“眾生有成佛之理。此理是常，故說此眾生為正因佛性”，而“此理附于眾生”(隋吉藏《涅槃經(jīng)游意》)，眾生“見雖異涂，不變佛性受身不同，佛性不改也。凡夫偏執(zhí)，雖復竭思，終不能得見正理也�！�(《涅槃經(jīng)集解》卷十九)這就是說，此“成佛之理”乃隱藏于眾生之中的不變的“正理”。眾生不論見解如何，受身(種類)不同，但都有此不改的佛性，只是因為被煩惱所遮蔽，才不為自己所見，只有“聞見佛性，方生信解”(同上)，才有可能見性成佛。這一道理，法瑤之徒弟僧宗論之更清楚：“性理不殊，正以隱顯為異，若舍我歸彼，是棄本從末，非謂真歸，是以勸令深識自身當果之性”(《涅槃經(jīng)集解》卷十九);又“性理是常，眾生以惑覆故，不得常用。雖未得常用，要是常因�！�(《涅槃經(jīng)集解》卷五十四)據(jù)此，佛性與理是等同的，顯時為性，隱時為理。佛性之理，超出于萬物生死之外，但又為眾生所秉持。所秉之理即為佛性，雖被煩惱覆蓋而不顯，但它卻是眾生達到覺悟的常恒依據(jù)。

　　梁代寶亮法師以“真如”為正因佛性。他以為“真俗共成眾生，真如性理為正因體。何者?不有心而已，有心則有真如性上生故。平正真如，正因為體�！�(《四論玄義》卷七)寶亮以為，眾生之心乃依于真如性而生。佛性之體，妙質恒而不動，其心用則常改而不亡失，前者為“真”，后者為“俗”，然而“真俗兩體本同，用不相乖，而暗去俗盡，偽謝真彰，朗然洞照，故稱為佛�！�(《涅槃經(jīng)集解》卷一)眾生之“真體”被俗用所遮蔽，一旦除盡這種遮蔽，真體便煥然朗現(xiàn)，眾生便可成佛。無情與有情相較，二者同具真如之體，但無情無有心識，因而沒有佛性。唯有有情既具有真體又有俗用，所以才有佛性。因此，談論佛性須“真俗共成”方可區(qū)分有情與無情。

　　如果說圍繞著正因佛性發(fā)生的討論，主要由于對佛性本體之深淺不同、角度不一的理解所致，那么，佛性“本有”抑或“始有”則是圍繞著“本體”與“修為”、“因”與“果”而展開的�！氨居姓f”主張佛體理極，性自天然，一切眾生本自覺悟，不假造作，終必作佛;始有說”則認為清凈佛果，從妙因生，眾生覺悟，待緣始起，破障開悟，未來作佛。其中所涉及的問題，有純宗教的關于佛性之釋名定義問題，如，是以“因”釋佛性，還是以“果”釋佛性，是以“行”釋佛性，還是以“理”釋佛性等;有佛性學說中的哲學問題，如原因與結果的相互關系問題等等。

　　佛性“本有”，還是“始有”?諸大乘經(jīng)本來就說法不一，甚至一部經(jīng)典中亦有不同說法。中土僧人各據(jù)一典，或同取一典，所取不同，因而各持本有、始有之說，立論各殊。主本有者以“理性”和“因性”釋佛性。既然真理自然，佛性常住，因而說眾生本有佛性。主始有者以“當果”說佛性，望“果”說始有。佛果從妙因生，眾生本來雜染不凈，自非妙因，因而眾生之于佛性，自然為始有。然而，眾生既有佛性，必得佛果，但于凡位原未得果，望眾生將來得果，說佛性始有。另外，此始有義除上述二義外，尚有另外一層意思，即認為闡提現(xiàn)在雖無佛性，未來當有。

　　從理論內涵言之，本有說強調眾生先天或先驗地具有佛性，故返本還源即可成佛;始有說強調眾生當來必得成佛，因而以果推因，眾生便邏輯地具有佛性。既然是邏輯地“具”而非現(xiàn)實地“具”，因此修道成“性”尤為重要。從南北朝時期看，本有說、始有說的提倡者都強調修道，然而卻并不能完全磨平二者對修道之重要性的認識分歧。這一歧義此后于隋唐諸宗之中仍然隱然可見。

　　由涅槃師引發(fā)，成實師、地論師爭相涉足的“當�！迸c“現(xiàn)�！�，即佛性始有抑本有之爭論，紛紜數(shù)百年，難得正解。其實，二者源于佛性的釋義不同而結論不一，各有所得亦各有所失。本有與始有二說，一是以作佛之性，從成佛的可能性去說佛性;一是以佛之體性，從成佛的現(xiàn)實性去釋佛性。說各偏一方，對宗教修持有礙，因而后來有各種調和之論，如“亦本亦始”、“非本非始”、“本始相即”等等。此處從略。

　　在竺道生之后，隨著《大涅槃經(jīng)》的風行，涅槃學迅速取代般若學的地位而成為佛學的中心議題，中國佛教內部也由此熱衷于心性問題的探討。這不僅對于大乘佛教在中國的發(fā)展，而且對于推動中國哲學的“心性”轉向起了莫大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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