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幽默
8月24日是老舍先生的忌日。這一天對我來說，在他百年誕辰的1999年之前，還不太具有濃郁的歷史感，因為它離我還是那樣的遙遠(yuǎn)。而我正是在這一年，出版了第一本與他相關(guān)的書——《老舍之死采訪實(shí)錄》。兩年之后的2001年，在他去世35周年之際，我與妻子合作出版了另一本《太平湖的記憶——老舍之死》。8年時間轉(zhuǎn)瞬即逝，2009年是他誕辰110周年，我與妻合作的新版《老舍之死口述實(shí)錄》由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推出。今年是他去世45周年，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又剛剛出版了拙著《老舍與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命運(yùn)》。不經(jīng)意間的歲月留痕，竟使我寫作、出版研究他的著作，與他的生卒年天緣吻合著。如果生前常被冠以幽默大師稱謂的他，最后不是以投太平湖來結(jié)束自己的生命，我會覺得冥冥之中的這種吻合有一種內(nèi)在的幽默，至少是十分有趣的。但無論如何，他的幽默是留給后人的一筆珍貴的精神文化遺產(chǎn)。遺憾的是，庸俗的搞笑在時下常常被當(dāng)成了幽默。
老舍的幽默觀——幽默的因
對于老舍最后投湖自殺表示不理解的人，常有這樣的疑惑：如此幽默的一個大作家，怎么會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時刻想不開而自尋短見呢?幽默的老舍若能在臨死前幽默一把，不也就可以翻過這道坎?因而我想在此提出兩個設(shè)問：幽默的老舍可不可以不死?老舍之死是對生命的幽默嗎?
先對老舍的幽默觀做一番梳理是必要的。什么是幽默?“幽默是一個外國字的譯音，正像‘摩托’和‘德謨克拉西’等等都是外國字的譯音那樣。為什么只譯音，不譯意呢?因為不好譯——我們不易找到一個非常合適的字，完全能夠表現(xiàn)愿意，假若我們一定要去找，大概只有‘滑稽’還相當(dāng)接近原字。但是‘滑稽’不完全相等于‘幽默’。‘幽默’比‘滑稽’的含意更廣一些，也更高超一些。‘滑稽’可以只是開玩笑，而‘幽默’有更高的企圖。凡是只為逗人哈哈一笑，沒有更深的意義的，都可以算作‘滑稽’，而‘幽默’則須有思想性與藝術(shù)性。”
老舍在《談幽默》中，把幽默定位在“首要的是一種心態(tài)。”“他是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點(diǎn)，而技巧的寫出來。”“人人有可笑之處，他自己也非例外。”“人壽百年，而企圖無限，根本矛盾可笑。”“細(xì)心‘看’事物，總可以發(fā)現(xiàn)些缺欠可笑之處;及至釘著坑兒去咂摸，便要悲觀了。”其實(shí)，只要稍微細(xì)心，就不難發(fā)現(xiàn)，使老舍登上文壇的幽默招牌之作《老張的哲學(xué)》和《趙子曰》，即不全是可笑的，里邊也有叫人落淚的悲。
為了弄明白什么是幽默，老舍把與幽默意義相近的五個詞——奇趣、反語、諷刺、機(jī)智、滑稽逐一加以對照。他認(rèn)為“奇趣”這個詞，反而不容易使人弄懂幽默，只需明白一點(diǎn)就夠了。“假若干癟，晦澀，無趣是文藝的致命傷，幽默便有了很大的重要。”“反語”“比幽默要輕妙冷靜一些，”卻與“幽默是沒有關(guān)系的。”在老舍眼里，“諷刺”是最與幽默沾邊兒的，因為要“諷刺必須幽默，但它比幽默厲害。”“諷刺家的心態(tài)好似是看透了這個世界，而去極巧妙的攻擊人類的短處。”“諷刺者的心是熱的，諷刺家的心是冷的;因此，諷刺多是破壞的。”“幽默者有個熱心腸兒，諷刺家則時常由婉刺而進(jìn)為笑罵與嘲弄。”“諷刺因道德目的而必須毒辣不留情，幽默則寬泛一些，也就寬厚一些，它可以諷刺，也可以不諷刺，一高興還可以什么也不為而只求和大家笑一場。”“機(jī)智”是諷刺的興奮劑，“機(jī)智的應(yīng)用，自然在諷刺中比在幽默中多，因為幽默者的心態(tài)較為溫厚，而諷刺與機(jī)智則要顯出個人思想的優(yōu)越。”至于“滑稽”，老舍認(rèn)為“這是幽默發(fā)了瘋;它抓住幽默的一點(diǎn)原理與技巧而充分的去發(fā)展，不管別的，只管逗笑，假若機(jī)智是感訴理智的，鬧戲則仗著身體的摔打亂鬧。喜劇批評生命，鬧戲是故意招笑。假若幽默也可以分等級的話，這是最下級的幽默。”所以，幽默只是有時候“有弦外之音”;幽默在態(tài)度上沒有諷刺厲害;因為懂得大家都有短處，幽默“似乎把人都看成兄弟”，而沒有“機(jī)智”超越的態(tài)度�；聂[戲，在老舍是根本看不上眼的。因而，“所謂幽默的心態(tài)就是一視同仁的好笑的心態(tài)。”“世上最偉大的人，最有理想的人，也許正是最愚而可笑的人，吉珂德先生即一好例。幽默的寫家會同情于一個滿街追帽子的大胖子，也同情——因為他明白——那攻打風(fēng)磨的愚人的真誠與偉大。”
在《滑稽小說》一文里，老舍也強(qiáng)調(diào)，幽默是一種心態(tài)，它是最重要的。“如果一個人他的心態(tài)是幽默的，不論他是那派的，不論他寫什么東西，他總可以表現(xiàn)出那幽默的心境與覺得的。”“他看世人是愚笨可笑，可是也看出他們的鄭重與誠懇;有時正因為他們爽直誠實(shí)才可笑，就好像我們看小孩子的天真可笑，但這決不是輕視小孩子。一個幽默家的世界不是個壞鬼的世界，也不是個圣人的世界，而是個個人有個人的幽默的世界。”“幽默的根源須由笑之原理找出來。矛盾與對照為招笑之源。”“小說最適宜于表現(xiàn)幽默。”“諷刺與幽默在分析時有顯然的不同，但在應(yīng)用上永遠(yuǎn)不能嚴(yán)格的分隔開。”
老舍自認(rèn)“是個愛笑的人，”也“是個爽快的人，當(dāng)說起笑話來，我的想象便能充分的活動，隨筆所至自自然然就有了趣味。教我哭喪著臉講嚴(yán)重的問題與事件，我的心沉下去，我的話也不來了。”但是，“您看我挺愛笑不是?因為我悲觀。”“悲觀有一樣好處，它能叫人把事情都看輕一些。這個可也就是我的壞處，它不起勁，不積極。”而且，老舍認(rèn)定，“浪漫的人會悲觀，也會樂觀;幽默的人只會悲觀，因為他最后的領(lǐng)悟是人生的矛盾。”
老舍的《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xué)〉》道出了他最初寫小說，一出手就避不開幽默的原由：“我自幼便是個窮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親的影響——她是個愣挨餓也不肯求人的，同時對別人又是很義氣的女人。窮，使我好罵世;剛強(qiáng)，使我容易以個人的感情與主張去判斷別人;義氣，使我對別人有點(diǎn)同情心。有了這點(diǎn)分析，就很容易明白為什么我要笑罵，而又不趕盡殺絕。我失了諷刺，而得到幽默。據(jù)說，幽默中是有同情的。我恨壞人，可是壞人也有好處;我愛好人，而好人也有缺點(diǎn)。‘窮人的狡猾也是正義’，還是我近來的發(fā)現(xiàn);在十年前我只知道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界。”而“狄更斯是我在那時候最愛讀的;……這就難怪我一拿筆，便向幽默這邊滑下來了。”
孫鈞政認(rèn)為，是老舍所處的那個可笑的時代，造就了他的幽默之筆：“清末民初，社會腐敗與‘貓城’無甚差異，可笑!清末民初，老張辦的‘京師得勝汛公私立官商小學(xué)堂’是模范學(xué)堂，辦教育之楷模，可笑!大學(xué)生不讀書以胡鬧為榮，可笑!響馬搖身一變走馬上任管地方治安，可笑!拿妻子當(dāng)禮物送與上司享用，作為晉級之梯，可笑!凡社會上的人們的自私偏狹，嫉賢妒能，倨傲不遜，恃強(qiáng)凌弱，驕奢淫逸，虛偽矯飾，貶人揚(yáng)己，愚昧頑劣，欺瞞狡詐等等都可笑，都該笑，有這可笑之事，有這可笑之人，便有了老舍的幽默之筆。”換言之，老舍是想以幽默之筆來寫時代的悲劇，即要寫出深刻的幽默。
但“幽默”也讓老舍遇到了尷尬，沒想到“幽默”竟會帶來危險。老舍的《“幽默”的危險》一文既是一次辯白，也是在為自己的“幽默”正名。這自然起因于魯迅對林語堂所辦《論語》半月刊的批評，而老舍當(dāng)時常給《論語》寫稿。當(dāng)國家身處內(nèi)憂外患之際，林語堂力倡“幽默”、“閑適”，自有專事玩弄之嫌。魯迅眼里不揉沙子，批評林語堂將幽默導(dǎo)向“將屠戶的兇殘，使大家化為一笑，收場大吉。”但從魯迅1934年6月18日寫給臺靜農(nóng)的那封信看，魯迅對老舍的幽默是更看不上眼的。他說：“文壇，則刊物雜出，大都屬于‘小品’。此為林公語堂所提倡，蓋驟見宋人語錄，明人小品，所未前聞，遂以為寶，而其作品，則已遠(yuǎn)不如前矣。如此下去，恐將與老舍半農(nóng)，歸于一丘。其實(shí)，則真所謂‘是亦不可以已乎’者也。”
就拿當(dāng)時來說，老舍與林語堂的幽默路數(shù)也畢竟是有區(qū)別的，“林語堂的文章是幽默而帶滑稽，老舍則幽默而帶嚴(yán)肅。”有趣的是，半個世紀(jì)之后，樊駿在論述老舍的幽默時，干脆認(rèn)為老舍的幽默式文化批判與魯迅的“絕望中的抗戰(zhàn)”實(shí)屬殊路同歸。他認(rèn)為這是老舍醉心幽默藝術(shù)的深刻用意，即“為的是能夠較為委婉較為溫和地寫出他所咂摸到的世事的滋味，表達(dá)自己的愛憎判斷——‘看透宇宙間的各種可笑’以后的悲觀與恐怖。”魯迅多次提到“我的靈魂里有毒氣和鬼氣，……雖然竭力遮蔽著，總還是恐怕傳染給別人。”把自己的奮進(jìn)抗?fàn)幏Q為“絕望中的抗戰(zhàn)”。因而，“在一定意義上說，老舍正是以幽默‘遮蔽’、沖淡他郁積于內(nèi)心深處的悲觀情緒。而且與魯迅一樣，不管世事如何令人悲哀，早年就立下的‘為破壞、鏟除舊的惡習(xí)、積弊’與‘制造新的社會與文化’而‘負(fù)起兩個十字架’的誓言，是老舍也堅持著自己的‘絕望中的抗戰(zhàn)’，幽默藝術(shù)又正好成為進(jìn)行思想啟蒙、文化批判的主要手段。”
即便是在三十年代，李長之也認(rèn)為，“老舍是擅長諷刺的，就諷刺表現(xiàn)的一方面說，他是出之以幽默。”他在諷刺“中國人的精神上”，就“灰色的世界中灰色人物的嘴臉”這方面，是成功的。同時，他與魯迅“所注意的對象是非常相似的，所不同的，只在表現(xiàn)的作風(fēng)。老舍沒有魯迅那么轉(zhuǎn)折，含蓄，也沒有魯迅那么有力量。魯迅在尖刻濃烈之中，表現(xiàn)著他的強(qiáng)有力的生命。但魯迅是沒有耐心的，所謂‘心里清楚’，當(dāng)然是老舍。……同是諷刺，魯迅的是挖苦，而老舍的乃是幽默。魯迅能熱罵，老舍卻會俏皮。”
正因為此，老舍才覺有以“幽默”的方式申辯“幽默”的必要。他自然不滿一般人把“油腔滑調(diào)”理解為“幽默”，難免招來“正人君子”的“誅伐”。尤其“革命期間”，若還表現(xiàn)出“幽默”的“可愛”，那“總是討人嫌的，以至被正人君子與戰(zhàn)士視如眼中釘，非砍了頭不解氣。”可一個人的幽默是骨子里帶出來的，“他悲觀，他頑皮，他誠實(shí)，”“還容讓人。”“看清了革命是怎回事，但對于某戰(zhàn)士的鼻孔朝天，總免不了發(fā)笑。他也看資本家該打倒，可是資本家的胡子若是好看，到底還是好看。這么一來，他便動了布爾喬亞的婦人之仁，而筆下未免留些情分。于是，他自己也就該被打倒，多么危險呢。”顯然，老舍是在抱怨由“幽默”而受的委屈，自然也有質(zhì)疑：徹底革掉了“幽默”的革命就一定是徹底的?老舍的話外音也許是，那樣的革命比之“危險”的幽默更危險。
老舍是執(zhí)意要“幽默”的，因為他懂得幽默者要“憎惡虛偽、狡詐等等惡德，同情弱者，被壓迫者，和受苦的人。”“他既不饒恕壞人壞事，同時他的心地是寬大爽朗，會體諒人的。”而且“幽默與偉大不是不能相容的。”“一個大小說家根本須是個幽默家。”這里所謂的幽默家，“是說他必洞悉世情，能捉住現(xiàn)實(shí)，成為文章。”可以看出來，老舍是非要賭一口氣，不信自己就成不了“幽默”而又“捉住現(xiàn)實(shí)”的大小說家。
幽默與寫作——幽默的果
老舍寫作上的幽默是與生俱來的，甚至有時到了成也幽默，敗也幽默的程度。“我的脾氣是與家境有聯(lián)系的，因為窮，我很孤高，特別是在十七八歲的時候。一個孤高的人或者愛獨(dú)自沉思，而每每引起悲觀，自十七八到二十五歲我是個悲觀者，我不喜歡跟著大家走，大家所走的路似乎不永遠(yuǎn)高明，可是不許人說這個路不高明，我只好冷笑，趕到歲數(shù)大了些，我覺得冷笑也未必對，于是連自己也看不起了，這個可以說是我的幽默態(tài)度的形成——我要笑，可是并不把自己除外。”我感覺，老舍的“喜劇式”幽默運(yùn)用在散文里，是成功的，那是一種蘊(yùn)滿了靈性的智慧里的俏皮與詼諧，而一旦到了小說中，特別是早期的創(chuàng)作，就使作品的張力有所消解。“我極喜歡英國大小說家狄更斯的作品，愛不釋手。我初習(xí)寫作，也有些效仿他。……我只學(xué)來些耍字眼兒，故意逗笑等等‘竅門’，揚(yáng)揚(yáng)得意。”但他從來不看低幽默，因為像“英國的狄更斯……等偉大作家都一向被稱為幽默作家。”“他們的愛與憎都是用幽默的筆墨寫出來的。”
難得的是，老舍能夠清醒地認(rèn)識到，“死啃幽默總會有失去幽默的時候，到了幽默論斤賣的地步，討厭是必不可免的。我的困難至此乃成為毛病。藝術(shù)作品最忌用不正當(dāng)?shù)氖侄稳〉眯Ч室庹行εc無病呻吟的罪過原來是一樣的。”當(dāng)老舍以成熟的悲劇家的姿態(tài)把幽默揮灑在小說里，藝術(shù)上的'拿捏也是那么準(zhǔn)確到位時，他創(chuàng)作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作品——《駱駝祥子》出現(xiàn)了。單就幽默來說，“一味幽默”的“毛病”沒有了，而是“每逢遇到可以幽默一下的機(jī)會，我就必抓住它不放手。……它(《駱駝祥子》)的幽默是出自事實(shí)本身的可笑，而不是由文字里硬擠出來的。”另外，老舍在語言的運(yùn)用上，到《駱駝祥子》也達(dá)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他不無自得地說：“《祥子》可以朗誦。它的言語是活的。”
我以為，與老舍小說不同，他散文里的幽默，多是輕松的、俏皮的，也是智慧的�；蛟S他這時的幽默可稱得上是中國文人幽默中的一個典范，是屬于給中國人掙臉面的那種幽默。至少當(dāng)有人指責(zé)中國人不懂幽默時，我們還能說老舍是幽默的�？扇绻袊说挠哪锞褪＠仙崃�，那實(shí)在可悲。這也是老舍不愿看到的，因為生活中從來不缺乏可供幽默的佐料。老舍幽默散文里的佐料不全來自生活嗎?他打趣、針砭、諷刺的那些個人和事，都是生活本真和病態(tài)社會諸相的反照。他把它們拆散、肢解了，和上幽默的調(diào)料，放到語言的油鍋里煎炒烹炸，盛出一道道色香味俱佳的菜肴。技巧全在火候上。
關(guān)于老舍運(yùn)用幽默語言，也就在掌握“烹調(diào)”火候上，有兩種相反的意見。一說火候剛好，調(diào)料、用油配制得當(dāng)，菜肴耐讀耐看，美味可口，且極易吃上癮。心里只有佩服的份兒，學(xué)不來這門手藝，只有去做回頭客。吃得多了，胃口倒也上去了。你會慢慢發(fā)現(xiàn)，身邊的一人一事一情一境，都是可以幽默的，或消閑，或諷刺，全在調(diào)配與火候。老舍是當(dāng)然的幽默烹飪大師;二說老舍的烹調(diào)火候過了，經(jīng)常故作俏皮，耍幽默，結(jié)果給人一種“油嘴”的感覺。并說幽默這東西得無意間小炒，可能會是好菜。如果刻意爆炒，就會叫人吃膩了。自然，蘿卜白菜，各有所愛，口味不可強(qiáng)求。這幽默的火候也只有大師能掌握好�；鹦×�，半生不熟，如哽在喉，難以下咽�；鸫罅�，又滿嘴油滑，利落了嘴皮子，卻虧待了舌頭上的味蕾，余韻皆無。
我是極偏口老舍幽默散文的，是吃上癮的那種回頭客，隨便哪一篇，每每讀來，從沒覺得過時和陳舊，他幽默的許許多多的人和物事，有許多今天仍在生活里徜徉。《當(dāng)幽默變成油抹》、《考而不死是為神》、《避暑》、《習(xí)慣》、《有了小孩以后》、《多鼠齋雜談》等篇，怎能讀得煩呢?
老舍的幽默是無處不在的，且幽默里的俏皮、機(jī)鋒無不閃爍出睿智的亮色。他幽默里的自嘲，也絕不僅僅就是拿自己說事兒，而是在所謂表面“油滑”的背后潛隱著深刻的文化內(nèi)涵。比如老舍在追憶1924年抵達(dá)倫敦接受英國海關(guān)檢查時，曾風(fēng)趣地寫道：“那時候，我的英文就很好。我能把它說得不像英語，不像德語，細(xì)聽才聽得出——原來是‘華英官話’，那就是說，我很藝術(shù)地把幾個英國字勻派在中國字里，如雞兔之同籠。英國人把我說得一愣一愣的，我也把英國人說得直眨眼;他們說的他們明白，我說的我明白，也就很過得去了。”看似輕松的調(diào)侃，卻把他所接受的英語教育數(shù)落了一下，其實(shí)也就像今天我們很多學(xué)英語的人，在接受了多年的英語教育以后，仍然說著“啞巴英語”一樣。
老舍的幽默不但沒過時，且具有永恒的魅力和價值。他絕不是那種耍嘴皮子，賣弄搞笑那種作家，他是真正有思想、有才華，而又精通寫作之道——這點(diǎn)頂頂重要——的語言大師。若不諳熟寫作之道，思想、才華會憋在肚了里爛掉，誰人能知曉。
結(jié)語
老舍怕旁人對他的“幽默”產(chǎn)生歧義，才寫了《“幽默”的危險》。“幽默的人，據(jù)說，會鄭重的去思索，而不會鄭重的寫出來;他老要嘻嘻哈哈。假若這是真的，幽默寫家便只能寫實(shí)，而不能浪漫。不能浪漫，在這高談意識正確，與希望革命一下子就能成功的時期，便頗糟心。那意識正確的戰(zhàn)士，因為希望革命一下子成功，會把英雄真寫成個英雄，從里到外都白熱化，一點(diǎn)也不含糊，像塊精金。一個幽默的人，反之，從整部人類史中，從全世界上，找不出這么塊精金來。”但他堅持把幽默看成“偉大文藝的特征。”便執(zhí)意要“幽默”下去了。
不過，老舍對別人執(zhí)意要把“幽默”的標(biāo)簽戴他頭上，仿佛他除了幽默文章再不會寫別的，或再不該寫別的，而不真正了解他幽默的個中三昧，心里并不舒服。他在1935年寫的《又是一年芳草綠》即可換成一個題目叫“為幽默辯”。初看文題，誰都會以為這是寫對又一年春景的印象、感受之類。但它卻是老舍勾描的一幅“寫家”自畫像，同時也是一份自白書，少不了幾分“辯白”。盡管他明白“人是不容易看清楚自己的”，他還是想努力將自己看得清楚一些，同時也使讀者把他看得清楚一些。
表面看，文章一如老舍一貫輕松的幽默筆調(diào)，但讀來感覺并不怎么輕松。因為老舍要說的意思常常是藏在幽默后頭的，而這后頭的幽默不但不輕松，有時往往還十分沉重�；蛟S還有人在老舍的幽默里看出了他語言里不動聲色的“損”。用老舍的話說就是，“一件事總得由兩面瞧，是不是?”
能想象嗎?他一上來先聲明，他的愛笑是因為“悲觀”。誰會信一個人幽默是因為“悲觀”呢?“悲觀”了還會“樂觀”地活著?其實(shí)，這才是真正的老舍。幽默是他一種別樣的武器，他從來不想也不會板起面孔闡發(fā)自己的想法。如果說他的性格像母親一樣是“軟中硬”的，他的幽默也一樣，殼是軟的，核卻常常十分堅硬，甚至扎手。他從來沒有過“嬉皮笑臉，死不要鼻子”式的幽默，也從不把自己的寫作看多高，他認(rèn)為自己與“朋友德成糧店的寫賬先生”是同等的“寫家”。
前邊已經(jīng)說過，“九·一八”以后，國難當(dāng)頭似乎就成了不該再幽默下去的理由。所以才有了魯迅對林語堂式“幽默小品”的“譏誚”。雖然老舍的幽默或許更多屬于魯迅肯定的“傾于對社會的諷刺”一類，還是有許多人不理解，覺得正像魯迅所說，“現(xiàn)在又實(shí)在是難以幽默的時候”。所以，老舍不去直接辯白對人們叫他“幽默的寫家”這個稱謂的“榮”與“辱”，他只管寫就是了。因為要說文學(xué)有用，“拉長了說，它比任何東西都有用，都高明�？墒峭矍罢f，它不如一尊高射炮，或一鍋飯有用。”
老舍一方面是表達(dá)自己能幽默的理由，像“對事清淡，我心中不大藏著計劃，做事也無須耍手段，所以我能笑，愛笑;天真的笑多少顯著年青一些。”“我愛小孩，花草，小貓，小狗，小魚;這些都不‘虎勢’。”另一方面，也軟中帶硬地談了對文壇的看法，像“一個人的天才與經(jīng)驗是有限的，誰也不敢保了老寫的好，連荷馬也有打盹的時候。”正是從這一點(diǎn)，他尤其反感“權(quán)威”、“大家”、“大師”一類“老氣橫秋的字眼們”。他“愿意老年輕輕的，死的時候像朵春花將殘似的那樣哀而不傷。”
事實(shí)上，老舍的“幽默”也是充滿矛盾的，一方面，“他愛生命，不肯以身殉道。” 但另一方面，他深知悲觀的好處在于能叫人把事情都看輕一些。“我的悲觀還沒到想自殺的程度，不能不找點(diǎn)事做。有朝一日非死不可呢，那就只好死嘍，我有什么法兒呢?”老舍最后的自殺正是如此，一方面，他悲觀，但他愛生命。另一方面，當(dāng)生命讓他再也愛不起來，對生命已再沒有什么可留戀，即到有朝一日非死不可的境地，那就只好死了。這不是說老舍把死看得很輕，而恰恰是他把生命看得很重，重到“不肯以身殉道”。
但正像老舍在《我這一輩子》里所描述的，“年頭兒的改變不是個人所能抵抗的，胳膊扭不過大腿去，跟年頭兒叫死勁簡直是自己找別扭。”換言之，也就是“生命簡直就是自己和自己開玩笑。”老舍時常透過小說流露出對生活的悲劇認(rèn)識，像短篇小說《五虎斷魂槍》的引子：“生命是鬧著玩，事事顯出如此”，意即任何一個生命個體都無法改變時代的更迭變遷所帶來的命運(yùn)安排。一下子便顯出一個悲劇的模子——“今天”的“火車，快槍，通商與恐怖”，早把沙子龍在江湖曾經(jīng)的一切都變成了昨日夢，“他的世界已被狂風(fēng)吹了走。”因為“這是走鑣已沒有飯吃，而國術(shù)還沒被革命黨與教育家提倡起來的時候。”其實(shí)，這也就是老舍說祥子的“生不逢時”。而這又何嘗不是老舍筆下一切想和命運(yùn)抗?fàn)幍男∪宋飩兯?jīng)歷和遭受的“愚蠢與殘忍”?
這倒提醒我可以把老舍《“幽默”的危險》和《詩人》聯(lián)系起來看，老舍之所以感覺到“嘻嘻哈哈”的“幽默”的危險，正在于“生不逢時”，同“詩人”只被人誤以為是“囚首垢面”的“怪人”、“狂士”、“敗家子”，如出一轍。反過來，也正如只有“詩人”才敢在戰(zhàn)亂禍患之際“身諫”、“投水”、“殉難”一樣，非“正人君子”的幽默者面對“意識正確的戰(zhàn)士”的“革命”時，真的能連死都看輕。“我們就盼望那大悲劇的出演，把笑改成淚。歷史是血淚的凝結(jié)，珍藏著嚴(yán)肅悲壯的浩氣。笑是逃避與屈服，笑是本無可說，永無歷史。悲劇的結(jié)局是死，死來自斗爭;經(jīng)過斗爭，誰須死確不一定。”
(來源：《光明日報》(2011年08月22日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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