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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岳陽樓記翻譯賞析
游岳陽樓記 (原文)
洞庭為沅、湘等九水之委,當其涸時,如匹練耳;及春夏間,九水發(fā)而后有湖。然九水發(fā),巴江之水亦發(fā)。九水方奔騰浩森,以趨潯陽;而巴江之水卷雪轟雷,自天上來。竭九水方張之勢,不足以當巴江旁溢之波,九水始若屏息斂衽而不敢與之爭。九水愈退,巴江愈進,向之坎竇,隘不能受,始漫衍為青草,為亦沙,為云夢。澄鮮宇宙,搖乾坤者,八九百里。而岳陽樓峙于江、湖交會之間,朝朝暮墓,以窮其吞吐之變態(tài),此其所以奇也。
樓之前為君山,如一雀尾爐,排水當面,林木可數。蓋從君山酒香、朗吟亭上望洞庭,得水最多,故直以千里一壑,粘天沃日為奇。此樓得水稍詘,前見北岸,政須君山妖茜以文其陋;況江湖于此會,而無一山以屯蓄之,莽莽洪流,亦復何致?故樓之觀,得水而壯,得山而妍。詩人李白之“刬”、張碧之“礙”,如憐小兒者,呼美為丑,非貶詞也。
游之日,風日清和,湖平于熨。時有小舫往來,如繩頭細字著鵝溪練上。取酒共酌,意致閑談,亭午風漸勁,湖水汩汩有聲,千帆結陣而來,亦甚雄快。日墓,炮車云生,猛風大起,湖浪奔騰,雪山洶涌,震撼城郭。予時四望慘淡,投箸而起,愀然以悲,泫然不能自己也。
昔滕子京以慶帥左遷此地,郁郁不得志,增城樓為岳陽樓。既成,賓僚請大合樂落之,子京曰:“直須憑欄大哭一番乃快”。范公“先憂后樂”之語,蓋亦有為而發(fā)。夫定州之役,子京增諜籍兵,慰死犒生,邊垂以安,而文法吏以耗國議,其后朝廷用人如此,誠不能無慨于心。第以束發(fā)登朝,入為名諫議,出為名將帥,已稍稍展布其才;而又有范公為知已,不久報政最矣,有何可哭?至若予者,為毛錐子所窘,一往四十余年,不得備國家一屏一障之用,玄鬢已皤,壯心日灰,近來又遭知已骨肉之變,寒雁一影,飄零天末,是則真可哭也,真可哭也。
翻譯
游岳陽樓記(袁中道原著 江蘇彭興年翻譯)
洞庭湖是沅江、湘江等九條河流匯集而成。(秋冬時節(jié))湖面因為寒冷凝結,如同一匹白絹一般。等到春夏季節(jié),九條河流發(fā)水以后才有(眼前)的湖面。但是,這九條河流發(fā)水的時候,長江也正發(fā)大水。九條河流之水奔騰浩蕩,直奔潯陽;而長江的波浪如同卷起的白雪,聲音如同雷聲轟鳴,仿佛從九天上飛流直下。竭盡那九條河流的正漲潮的勢頭,不足以抵擋長江旁溢的波浪。這九條河流只得像人屏住呼吸裹緊衣服一樣不敢和長江爭雄。九條河流越退卻,長江越進逼,原來的那些坑洞、狹窄的地方根本不能承受長江的沖擊,開始漲滿潮水成為青草湖、赤沙湖、云夢湖。清麗世界,搖撼天地八九百里。而岳陽樓聳立于江湖交匯的地方,早早晚晚,看盡它變幻無窮的吞吐之態(tài),這是岳陽樓奇特的地方。
樓前面是君山,像一尊雀尾爐,劈開水面,正對著這座樓,山上的樹木清晰可數。從君山上的酒香亭、朗吟亭上遠望洞庭湖,見到的水面最大,所以只因千里茫茫的一個大山谷里水面遠接天邊,日光沐浴其中為奇妙。岳陽樓見到的水面稍窄,前面能看到長江北岸,正好必須以君山的妖媚來文飾它的不足(丑陋),何況江湖在此交匯的氣勢,如果沒有一座山來包容,只是莽莽洪流,又有什么意趣呢?所以樓的氣勢,有了水才雄壯,有了山才美麗。詩人李白的“刬”,張碧的“礙”,(用這樣的詞語形容君山)就像人們憐愛小孩子一樣,把美的稱呼得不美了,實質上不是貶義的詞語啊。
我們游覽的這一天,風和日麗,湖面像熨燙過一樣平坦。不時有小船來來往往,如蠅頭小字寫在白色溪水的絹上。舉酒同飲,意趣閑淡。中午時分,風漸漸大起來,很多船只排陣而來,很是快捷。傍晚如炮車般的黑云升騰,狂風大作,湖面波浪奔騰,白色的波浪如雪山洶涌起伏,震撼城郭。我這時環(huán)顧四周一片慘淡,放下筷子站立起來,憂懼悲傷,傷心流淚而且不能自制了。
從前滕子京因在慶州統(tǒng)領軍隊抗敵的事情被貶官到這里,因不得志而心情憂郁,擴大原有城樓的規(guī)模而有了現在的岳陽樓。等到完工,賓客同僚請典禮大樂慶祝落成。滕子京說:“簡直要扶著欄桿大哭一場才覺得痛快”。范仲淹“先憂后樂”的話,是因為滕子京有作為而發(fā)的感慨。定州一役,滕子京增高城墻招摹士卒,告慰死者犒勞生者,邊疆得以安寧。但后來執(zhí)掌法律的官員卻以耗費國家資財的罪名上書彈劾,以后朝廷如此用人,(把滕子京貶官到岳州),怎么能不心生感慨呢。但是,他年紀輕輕就入朝做官,在朝廷是有名的文臣,出朝廷外出統(tǒng)領軍隊是知名的武將,年輕時就稍稍展示了自己的才華,又有范仲淹這樣的名士做知心好友,(貶官)不久政績卓著至極,有什么值得哭的呢?而我,被詩文寫作束縛,一下子就是四十多年,沒有得到國家任何任用,黑色的鬢發(fā)已經白了,往日的壯志已經心灰意冷,近來又遭遇兄弟病故,我像冬日的大雁孤身一人,飄零天涯,這才真的值得哭啊,值得大哭一場啊!
賞析:
袁中道《游岳陽樓記》:現實的、引人淚下的洞庭湖
關于岳陽樓和洞庭湖,我們已經讀了幾篇詩文: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杜甫的《登岳陽樓》、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孟浩然《望洞庭湖贈張丞相》。李白、杜甫、孟浩然的都是詩歌,都是概括的寫法,借助想像和虛擬,主體形象是抒情的,不過取岳陽樓和洞庭湖的某一特點,加以變異,借以抒發(fā)詩人的感情。詩和散文最大的不同,就是詩的形象,不是照抄現實的,而是把現實的某一特點,加以變異的。清朝詩評家吳喬在《圍爐詩話》中有一段話:
或問“詩與文之辨。”答曰:“二者意豈有異,唯是體裁、詞語不同耳。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為飯,詩喻之釀而為酒。飯不變米形,酒形質俱變!
意思是,詩歌與散文的“意”,也就是內容,沒有什么區(qū)別,不過就是形式不同而已。如果內容是米,散文就是把米煮成飯,詩歌就是把米釀成酒。飯沒有改變米的形狀,而酒把米的形狀和質地都改變了。這個理論當然有它比較不夠精確的地方(如把散文和詩歌的內容說成是沒有區(qū)別),但是總的說來,相當有啟發(fā)性。說詩歌是想像的、變異的,而散文則比較寫實,就這一點來說,是比較到位的。對于這一點,也許我們僅僅讀杜甫、李白、孟浩然的詩歌還不夠清楚,把他們詩作和袁中道的散文一比,其間的差異,就十分鮮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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