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繪聲繪色地再現(xiàn)千變萬化的音樂形象，已不能不使我們驚佩作者的藝術才華。但作者的才華還不僅表現(xiàn)在再現(xiàn)音樂形象，更重要的是通過音樂形象的千變萬化，展現(xiàn)了琵琶女起伏回蕩的心潮，為下面的訴說身世作了音樂性的渲染。

　　正象在“邀相見”之后，省掉了請彈琵琶的細節(jié)一樣;在曲終之后，也略去了關于身世的詢問，而用兩個描寫肖像的句子向“自言”過渡：“沉吟”的神態(tài)，顯然與詢問有關，這反映了她欲說還休的內心矛盾：“放撥”、“插弦中”，“整頓衣裳”、“起”、“斂容”等一系列動作和表情，則表現(xiàn)了她克服矛盾、一吐為快的心理活動。“自言”以下，用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抒情筆調，為琵琶女的半生遭遇譜寫了一曲扣人心弦的悲歌，與“說盡心中無限事”的樂曲互相補充，完成了女主人公的形象塑造。

　　女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得異常生動真實，并具有高度的典型性。通過這個形象，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會中被侮辱、被損害的樂伎們、藝人們的悲慘命運。面對這個形象，怎能不一灑同情之淚!

　　作者在被琵琶女的命運激起的情感波濤中坦露了自我形象。“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的那個“我”，是作者自己。作者由于要求革除暴政、實行仁政而遭受打擊，從長安貶到九江，心情很痛苦。當琵琶女第一次彈出哀怨的樂曲、表達心事的時候，就已經撥動了他的心弦，發(fā)出了深長的嘆息聲。當琵琶女自訴身世、講到“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的時候，就更激起他的情感的共鳴：“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同病相憐，同聲相應，忍不住說出了自己的遭遇。

　　寫琵琶女自訴身世，詳昔而略今;寫自己的遭遇，則壓根兒不提被貶以前的事。這也許是意味著以彼之詳，補此之略吧!比方說，琵琶女昔日在京城里“曲罷常教善才伏，妝成每被秋娘妒”的情況和作者被貶以前的情況是不是有某些相通之處呢?同樣，他被貶以后的處境和琵琶女“老大嫁作商人婦”以后的處境是不是也有某些類似之處呢?看來是有的，要不然，怎么會發(fā)出“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慨?

　　“我”的訴說，反轉來又撥動了琵琶女的心弦，當她又一次彈琵琶的時候，那聲音就更加凄苦感人，因而反轉來又激動了“我”的感情，以至熱淚直流，濕透青衫。

　　把處于封建社會底層的琵琶女的遭遇，同被壓抑的正直的知識分子的遭遇相提并論，相互映襯，相互補充，作如此細致生動的描寫，并寄予無限同情，這在以前的詩歌中還是罕見的。

　　附白居易被貶江州的后因后果

　　唐代大詩人白居易于元和十年(815)七月被貶謫為江州司馬。這件事，對于白氏來說，當然是一次很大的打擊，也是他對于政治方面和詩歌創(chuàng)作方面態(tài)度有所轉變的一個轉折點。

　　唐代自安史之亂以后，地方割據(jù)勢力(藩鎮(zhèn))越來越根深蒂固，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與唐王朝相對抗。唐憲宗(李純)元和中，盤踞在淮蔡的節(jié)度使吳元濟、鎮(zhèn)州的王承宗和淄青的李師道，互相勾結，擁兵叛唐。元和十年六月三日，王承宗派遣刺客刺殺主戰(zhàn)派宰相武元衡，刺傷御史中丞裴度，引起了一場政治上的軒然大波。當時，唐王朝的宰相為武元衡、張弘靖、韋貫之等人，武為積極主戰(zhàn)派，御史中丞裴度也主張用兵，而張、韋兩人表面上以不宜同時討伐兩河(河北、河南，即王、吳等)為辭，實際主張綏撫，息事寧人，承認既成事實，而與武元衡意見不合。事情發(fā)生以后，朝臣們大為驚恐。而這時白居易不過是一名閑官，但憂國憂民之心，卻仍舊非常強烈。他看不慣那些貪生怕死的官僚們的行徑，首先向憲宗上疏，請求迅急逮捕兇犯，以雪國恥。遭到了張、韋等人的不滿，并對他加上了“宮官不當先諫官言事”和“傷名教”的罪名。在封建社會里，尤其對做官為宦的人，后一罪名非常嚴重。這兩種罪加起來，于是被貶官到長江以南邊遠地區(qū)去做刺史。但是，事情并沒完，中書舍人王涯利用自己的職權(中書舍人有權駁回皇帝下達的詔書)，說他的罪太大，不宜作一州之長，這樣，從六月初到七月，這件事經過反復醞釀、制造，兩次下令，最后，追回前詔，另下一道命令，讓他做一名江州的副職——司馬。白居易在那兒整整呆了四年。這就是當時被貶的全部經過。

　　除了張弘靖、韋貫之兩人以外，其余那些“素惡居易者”是些什么人?因為什么“素惡”?白居易為什么得罪了他們?這就要從白居易的有名的詩歌說起。他在《與元九書》中明確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并在他創(chuàng)作的實踐中加以實現(xiàn)。他在元和初年，寫下了大量的反映現(xiàn)實生活的著名詩篇，用詩歌作為武器來揭露社會黑暗，反映民生疾苦，使得當權者有所警惕，在政治上有所改革，人民的痛苦有所減輕。正是這個緣故，得罪了“權豪貴近”“執(zhí)政柄者”“握軍要者”，招致了許多人的非議和不滿。這些人暗中懷恨在心，等待時機，對他或施明槍，或射暗箭;但因這時白居易正在皇帝跟前做翰林學士，雖“為奸人所排陷”，但有一道護身符保護，對他也莫可奈何，無從下手。而到元和十年，盜刺宰相這一公案發(fā)生時，白是一名閑官，不僅沒有保護傘，而且曾經信任他的那位皇帝，對他的“直言極諫”早已厭煩了。這時，白居易的敵手們看見有機可乘，便一窩蜂地、集中火力對準他開炮，一個罪名不夠，加一個，再加一個，必置之死地而后快。

　　這幾年里，執(zhí)政柄、握軍要、掌大權的，具體是什么人呢?

　　元和三至五年，三公中，杜佑是勛舊貴戚，時年已七十多猶掌朝政。白居易在《秦中吟》第五首《不致仕》中對于七十以上高齡而貪戀祿位、不肯致仕(退休)的大官僚，諷刺備至，遭到杜佑(及其子孫和門生故吏)之忌，自是意料之中事。于是貞元末、元和初極為專橫的一個方鎮(zhèn)，《舊唐書》本傳說他“公然聚斂，恣意虐殺，專以凌上威下為務”，德宗對他亦無可奈何。

　　對于這種人，白氏是深惡痛絕。元和三年九月，曾向憲宗上奏《論于裴均狀》，論其三不可，之后，又有《論于所進歌舞人事家狀》，揭露于的丑惡。這兩次勸諫自然會遭到于的嫉恨，于和他的黨羽打擊白氏，當然是十分可能的。其次宰相中的李吉甫和度支使中的裴均，也都是白氏的對手，這些人的黨羽，一直在朝掌權，“素惡居易者”之中，這些人和他們的黨羽自然也包括在內。至于一直被皇帝信任、統(tǒng)率禁軍的宦官吐突承璀，正是白居易在詩中斥責的“中尉”。元和十年，吐突承璀還在掌權，他不趁機報復，才是怪事呢!還有一個落井下石的中書舍人王涯，不顧公理私誼，反而恩將仇報，狠狠地在白氏頭上拋下一塊石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