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勸學詩》原文翻譯及賞析
這首《勸學詩》的作者是朱熹。我們?yōu)榇蠹艺砹恕秳駥W詩》原文翻譯及賞析,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勸學詩
朝代:宋代
作者:朱熹
原文:
少年易老學難成,一寸光陰不可輕。
未覺池塘春草夢,階前梧葉已秋聲。
譯文
青春的日子十分容易逝去,學問卻很難獲得成功,所以每一寸光陰都要珍惜,不能輕易放過。沒等池塘生春草的美夢醒來,臺階前的梧桐樹葉就已經在秋風里沙沙作響了。
注釋
1、池塘春草夢:這是一個典故,源于《南史·謝方明傳》,謝方明之子惠連,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話。”嘗于永嘉西堂四詩,競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常云:“此語神功,非吾語也。”“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是謝靈運《登池上樓》中的詩句,后被贊譽為寫春意的千古名句,此處活用其典,意謂美好的青春年華將很快消逝,如同一場春夢。
2、秋聲:秋時西風作,草木凋零,多肅殺之聲。
賞析
這是一首逸詩,具體寫作年代不詳,大約在紹興末年(1162)。日本盛傳此詩,我國大陸亦不脛而走,以為為朱熹所作,姑且存以備考。其主旨是勸青年人珍視光陰,努力向學,用以勸人,亦用于自警。該詩語言明白易懂,形象鮮明生動,把時間快過,歲月易逝的程度,用池塘春草夢未覺,階前梧桐忽秋聲來比喻,十分貼切,倍增勸勉的力量。
作者介紹
生平
淳熙二年(1175年),與陸九淵為首的另一學派在信州(今上饒)鵝湖寺相聚,就兩學派之間的哲學分歧展開辯論。淳熙五年(1178年),經宰相史浩推薦,朱熹出任南康(今江西星子縣)知軍。八年三月至八月,朱熹任江南西路茶鹽常平提舉,來到撫州常平司官邸。在任期間,他募集錢糧賑濟災民,百姓得以安生。擬調直秘閣,他以捐賑者未得獎賞不就職。宰相王淮以浙東大荒,改薦朱熹為浙東常平提舉。待捐賑者得到獎勵,他才赴紹興就職。后官至秘閣修撰、煥章閣待制兼侍講。
紹熙間(1190~1194),朱熹應在祥芝芝山講學的著名學者邱葵的邀請,到芝山游覽,與邱葵互相唱和,并留下題詠芝山的詩文,其詩曰:“床頭枕是溪中流,井底泉通石下池。宿客不懷過鳥語,獨聞山雨對花時。”后人將此詩刻石立碑于芝山上。[1]慶元二年(1196年),為避權臣韓侂胄之禍,朱熹與門人黃干、蔡沈、黃鐘來到新城福山(今黎川縣社蘋鄉(xiāng)竹山村)雙林寺側的武夷堂講學,并寫下《福山》一詩。在此期間,他往來于南城、南豐。在南城應利元吉、鄧約禮之邀作《建昌軍進士題名記》一文,文中對建昌人才輩出發(fā)出由衷贊美。又應南城縣上塘蛤蟆窩村吳倫、吳常兄弟之邀,到該村講學,為吳氏廳堂書寫“榮木軒”,為讀書亭書寫“書樓”,并為吳氏兄弟創(chuàng)辦的社倉撰寫了《社倉記》。還在該村寫下了“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觀書有感》)的著名詩句。朱熹離村后,村民便將蛤蟆窩村改為源頭村,民國時曾設活水鄉(xiāng)(今屬上塘鎮(zhèn))以紀念朱熹。在南豐曾鞏讀書巖石壁上刻有朱熹手書“書巖”二字,在巖穴下小池壁上刻有朱熹手書“墨池”二字。朱熹還先后到過樂安、金溪、東鄉(xiāng)等地。在樂安流坑為村口“狀元樓”題寫了匾額。應陸氏兄弟之邀,到金溪崇正書院講學,并書“一家兄弟學,千古圣賢心”相贈。在東鄉(xiāng)路過潤溪(水名)時,留有《過潤溪》詩。慶元六年卒。嘉定二年(1207)詔賜遺表恩澤。淳熙九年,馮去疾提舉江南西路,特建南湖書院(今富奇汽車廠址),以紀念朱熹。
相傳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說:“富也只如此,貴也只如此,生個小孩兒,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會,朱熹學成大儒則是事實。建陽近鄰有個南劍州(后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學最初在南方的傳播中心,朱熹十分熱衷道學,與當地道學家交往甚密。這種環(huán)境對朱熹的一生有著深刻的影響。 他師承當時的洛學一脈“南劍三先生”李侗的教誨,開創(chuàng)閩學,集理學之大成,與“南劍三先生”并稱為“延平四賢”。朱熹受教于父,聰明過人。四歲時其父指天說:“這是天。”朱熹則問:“天的上方有什么?”其父大驚。他勤于思考,學習長進,八歲便能讀懂《孝經》,在書題字自勉曰:“不若是,非人也。”朱熹十歲時父親去世,其父好友劉子、劉勉子、胡憲三人皆是道學家。當時的道學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學佛,他們皆屬后者。因此朱熹既熱衷于道學,同時于佛學也有濃厚興趣。紹興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參加鄉(xiāng)貢,據說就是以佛學禪宗的學說被錄取的。主考官蔡茲還對人說:“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紹興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進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縣主簿,從此開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見了著名的“南劍三先生”道學家程頤的再傳弟子李侗。紹興三十年(1160年),三十歲的朱熹決心向李侗求學,為表誠意,他步行幾百里從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賞這個學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從此,朱熹開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理學。朱熹認為在超現實、超社會之上存在一種標準,它是人們一切行為的標準,即“天理”。只有去發(fā)現(格物窮理)和遵循天理。而破壞和諧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天理,滅人欲”。這就是朱熹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與當時著名學者陸九淵相會于江西上饒鵝湖寺,交流思想。但陸屬主觀唯心論,他認為人們心中先天存在著善良,主張“發(fā)明本心”,即要求人們自己在心中去發(fā)現美好事物,達到自我完善。這與朱的客觀唯心說的主張不同。因此,二人辯論爭持,以至互相嘲諷,不歡而散。這就是中國思想史上有名的“鵝湖會”。從此有了“理學”與“心學”兩大派別。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關系緊張,金統治者完顏亮分兵四路南進,馬踏長江北岸。宋高宗準備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陳康伯竭力勸阻而作罷。不久宋軍擊潰金兵,消息傳至當時朱熹求學的延平,朱熹為民族的勝利欣喜若狂,寫下了慶賀的詩篇,表達他不可抑制的喜悅心情。同時,他又給負責軍事的大臣寫信,指出必須乘勝出擊,坐視中原而不進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繼立,在廣大軍民要求的壓力下,起用了抗戰(zhàn)派張浚,平反了岳飛的冤案,貶退了秦檜黨人,朱熹這時上奏孝宗,提了三項建議:(一)講求格物致知之學;(二)罷黜和議;(三)任用賢能。在奏章中鮮明表達了他的反和主張。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趕至臨安,正值宋軍失利,朝廷派人議和,朱熹仍強烈反對,在孝宗接見時連上幾道奏章,慷慨陳詞。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為開學博士侍次,此職非其所長,未免有點諷刺。朱熹乘機面見張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體想法。但不久張浚罷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專程趕至豫章(今南昌)哭靈,痛惜抗金受挫。此時朝廷內主和派勢力猖獗,金兵渡過淮水。朱熹對此憂心如焚,但難有所為。隆興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臨行前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夫沮(阻)國家恢復之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御之常規(guī)者,講和之說也;內(拂)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尖銳地抨擊了那些議和投降派。
1164年,金朝打壓宋朝,隆興協議之后,宋金結為侄叔,關系暫時緩和下來,朱熹便一頭鉆進理學中去了。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編寫了大量的道學書籍,并從事講學活動,生徒盈門。這一期間他對朝廷屢詔不應。1178年朱熹東山再起,出任“知南康軍”,盡管他重新入仕,卻未忘自己的學者身份。在廬山唐代李渤隱居舊址,建立“白鹿洞書院”進行講學,并制定一整套學規(guī)。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為學之序”。“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的“修身之要”。“政權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處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接物之要”。 這個“白鹿洞書院”后來成為我國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而其“學規(guī)”則成為各書院的楷模,對后世產生了巨大影響。
1181年朱熹解職回鄉(xiāng),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廣召門徒,傳播理學。為了幫助人們學習儒家經典,他又于儒家經典中精心節(jié)選出“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并刻印發(fā)行。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書影響深遠,后來成為封建教育的教科書,使儒家思想成為全面控制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職于湖南,不顧政務纏身,又主持修復了四大書院之一的另一著名書院──岳麓書院。使之與白鹿洞書院一樣,成為朱熹講學授徒、傳播理學的場所。書院在南宋盛行,幾乎取代官學,這種盛況是與朱熹的提倡直接有關的。局法官法 朱熹一生雖然為官時間不長,但總是努力設法緩和社會矛盾,或多或少地為下層人民辦好事。他退居崇安時期,崇安因水災發(fā)生饑荒,爆發(fā)農民起義。有鑒于此,朱熹主張設“社倉”,以官粟為本,“俾愿貸者出息什二,……歲或不幸小饑,則馳半息,大俊則盡”。設立社倉的目的是為了防止地主豪紳在災荒時期用高利貸剝削農民,無疑是有惠于民的`。此后,朱熹并在多處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軍”(今江西星子一帶),上任不久發(fā)生災荒,朱熹上疏要求減免租稅。同時,請求政府興修長江石堤,一方面解決石堤失修問題,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饑民,解決他們缺食問題,饑民稱善。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時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勢吞并農民耕地,而稅額沒有隨地劃歸地主,至使“田稅不均”,失地農民受到更為沉重的剝削,階級矛盾激化。為此,朱熹提出“經界”,即核實田畝,隨地納稅。這一建議勢必減輕農民負擔,損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強烈反對。“經界”終于未能推行,朱熹憤怒不已,辭職離去,以示抗議。
1181年8月浙東饑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薦任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途經杭州,入對七札,陳述時弊。到職后,微服下訪,調查時弊和貪官污吏的劣跡,彈劾了一批貪官以及大戶豪右。他不徇私情,牽連攻擊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書抨擊理學,斥其為“偽學”,朱熹被解職還鄉(xiāng)。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管理贛州(贛縣)江州(九江)一帶地方的司法、刑獄、監(jiān)察、農事等方面事務。不久王淮罷去,理學一時得勢,朱熹更是仕途順利。幾年后受當時南宋宰相趙汝愚推薦,當上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即皇帝的顧問和教師。剛即位不久的南宋寧宗全面肯定了理學,稱朱為“儒宗”,這反映了偏安江南的南宋企圖以理學加強內部團結的希望。朱熹為寧宗進講《大學》,每逢雙日早晚進講,但他借此機會對朝政多有批評,終于使寧宗不滿,加以干預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慶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趙汝愚受韓侂胄排擠被罷相位,韓勢盛極一時。韓因朱熹曾參與趙汝愚攻擊自己的活動,于是發(fā)動了一場抨擊“理學”的運動。慶元二年葉翥上書,要求把道學家的書“除毀”,科舉取士,凡涉程朱義理不取。監(jiān)察御史沈繼祖乘機指控朱熹十罪,請斬。朱熹的得意門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時理學威風掃地,被斥為“偽學”,朱熹被斥為“偽師”,學生被斥為“偽徒”。寧宗一改舊態(tài),下詔命凡薦舉為官,一律不取“偽學”之士。
慶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終于在建陽家里憂憤而死,享年七十一歲。臨死還在修改《大學誠意章》,可見他是如何矢志于樹立自己的理學,然而生前終未如愿。朱熹的一生志在樹立理學,使之成為統治思想。但因理學初出,影響不深。同時,朱熹在官場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權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個悲劇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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