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的詩有什么特點(diǎn)
元�。�779年—831年），字微之，別字威明，河南府東都洛陽（今河南洛陽）人，唐朝著名詩人、文學(xué)家，父元寬，母鄭氏，為北魏宗室鮮卑族拓跋部后裔，北魏昭成帝拓跋什翼犍十四世孫。下面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詩有什么特點(diǎn)吧。
關(guān)于元稹詩歌的藝術(shù)特色，白居易的《馀思未盡加為六韻重寄微之》作了高度的概括，詩云：
制從長慶辭高古，詩到元和體變新。
《舊唐書·元稹白居易傳評》、《記纂淵�！肺脑疲�
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
元和主盟，實(shí)在元白。
清代馮班《鈍吟老人雜錄》也說：
東坡云“詩至杜子美一變”，按大歷之時李杜詩格未行，至元和長慶始變，此亦文字一大關(guān)也。
可見元和長慶年間是唐詩大變的重要時期;而這一大變的主盟者則應(yīng)包括元稹白居易在內(nèi)的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等元和長慶詩人。
歷代評論家對元稹詩歌的貶誹
而對唐詩大變的主盟者之一——元稹的詩歌，歷來的評價卻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貶斥遠(yuǎn)遠(yuǎn)多于贊揚(yáng)。今擇要?dú)w納如下：
一、元稹詩歌“淫言媟語”、“聱牙崛奇”。唐人杜牧《唐故平盧軍節(jié)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志銘》語云：
嘗痛自元和已來有元白詩者，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于民間，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
李玨在開成年間也曾說過類如的話，宋代王讜《唐語林·文學(xué)》轉(zhuǎn)述云：
臣聞憲宗為詩格合前古，當(dāng)時輕薄之徒摛章繪聲，聱牙崛奇，譏諷時事，爾后鼓扇名聲，謂之“元和體”。實(shí)非圣意好尚如此。
對杜牧李玨的這種見解后世僅范攄王夫之附和，其他批評家對此大多持反對意見，如唐人皮日休《論白居易薦徐凝屈張祜》、胡震亨《唐音癸簽·詁箋》、賀貽孫《詩筏》、清人錢大昕《十駕齋養(yǎng)新錄·文人勿相輕》、劉熙載《藝概》等都認(rèn)為杜牧李玨指責(zé)元稹白居易的話是“戶門相軋”、“文人相輕之言，未免失實(shí)”。如唐人黃滔《答陳磻隱論詩書》云：
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信若滄溟無際華岳干天，然自李飛數(shù)賢多以粉黛為樂天之罪，殊不謂《三百篇》多乎女子，蓋在所指說如何耳!
又如宋人葉夢得《避暑錄話·馀話下》、宋人劉克莊《后村詩話》云：
杜牧作《李戡墓志》，載戡詆元白詩話，所謂非莊士雅士所為，淫言媟語入人肌骨者……戡不知何人，而牧稱之過甚。古今妄人不自量，好仰揚(yáng)予奪，而人輒信之，類爾!
杜牧罪元白詩歌傳播，使子父女母交口誨淫，且曰“吾無位不得以法繩之”……牧風(fēng)情不淺，如《杜秋娘》《張好好》諸篇、“青樓薄倖”之句“街吏平安”之報，未知去元白幾何?以燕伐燕，元白豈肯心服?
明人楊慎《升庵詩話》、王世懋《藝圃擷馀》云：
杜牧嘗譏元白云：“淫言媟語入人肌骨，吾恨不在位，不得以法治之�！倍林娨鶍r者與元白等耳!豈所謂“睫在眼前常不見”乎?
杜紫薇掊擊元白，不減霜臺之筆;至賦《秋娘》詩，乃全法其遺響，何也?
清人尤侗《艮齋雜說》云：
杜牧之嘗言：“近日有元白者喜為淫言媟語，鼓扇浮囂，吾恨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此直以門戶相軋耳!揚(yáng)州夢，真浪子行徑，杜書記平善又誰治耶?文人不自反如此!
歷來的批評家認(rèn)為杜牧是因不滿元稹白居易薦徐凝屈張祜而對元白進(jìn)行攻擊，純粹出于個人意氣。我們以為這種攻擊主要是出于政治斗爭的原因。杜牧與牛黨黨魁關(guān)系極為密切，他與李玨曾分別為牛僧儒撰寫墓志和墓碑;他又是三朝宰相杜佑之孫，元稹白居易在年輕時曾彈劾譏諷過時相杜佑，元稹在左拾遺任之時，有《論追制表》加以彈劾，矛頭所指即是當(dāng)時的宰相杜佑，杜佑護(hù)佑杜兼，授職蘇州刺史，行未半途又追改杜兼的官職，文云：
又以杜兼為蘇州刺史，行未半途復(fù)改郎署。臣不知誰請于陛下而授之?誰請于陛下而追之?追者是則授者非，授者是則追者非。以非為是者罰必加，然后人不敢輕其舉;以是為非者罪必及，然后下不敢用其私。
而元稹《有鳥二十章》之二、白居易《秦中吟十首·不致仕》即是譏諷杜佑的詩作，詩云：
有鳥有鳥毛似鶴，行步雖遲性靈惡。主人但見閑慢容，許占蓬萊最高閣。弱羽長憂俊鶻拳，疽腸暗把鹓雛啄。千年不死伴靈龜，梟心鶴貌何人覺?
七十而致仕，禮法有明文。何乃貪榮者，斯言如不聞!可憐八九十，齒墮雙眸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掛冠顧翠緌，懸車惜朱輪。金章腰不勝，傴僂入君門。誰不愛富貴?誰不戀君恩?年高須告老，名遂合退身。少時共嗤誚，晚歲多因循。賢哉漢二疏，彼獨(dú)是何人!寂寞東門路，無人繼去塵。
元稹東臺御史任又按法懲辦過杜佑的親信杜兼，《舊唐書·杜兼?zhèn)鳌吩疲?/p>
杜兼京兆人，貞觀中宰相杜正倫五代孫。舉進(jìn)士，累辟諸府從事，拜濠州刺史。兼性浮險，豪侈矜氣。屬貞元中德宗厭兵革，姑息戎鎮(zhèn)，至軍郡刺史亦難于更代。兼探上情，遂練卒修武，占召勁勇三千人以上聞，乃恣兇威。錄事參軍韋賞團(tuán)練判官陸楚皆以守職論事忤兼，兼密誣奏二人通謀扇動軍中。忽有制使至，兼率官吏迎于驛中，前呼韋賞陸楚出，宣制杖殺之。賞進(jìn)士擢第，楚兗公象先之孫，皆名家，有士林之譽(yù)。一朝以無罪受戮，郡中股栗，天下冤嘆之。又誣奏李藩將殺之，語在藩事中。故兼所至，人側(cè)目焉!元和初入為刑部、吏部郎中，拜給事中，除金商防御使，旋授河南少尹知府事，尋正拜河南尹，皆杜佑在相位所借護(hù)也。
而元稹白居易卻不管這些，斷然加以冒犯，因而立即受到杜佑的報復(fù)，元稹詩《酬樂天聞李尚書拜相以詩賀之》注云：
分司東臺日又劾宰相親，因緣遂貶江陵士曹耳!
元稹白居易因此而得罪杜佑，被貶為江陵府和京兆府小吏。還應(yīng)說明，據(jù)《舊唐書·李玨傳》，李玨是李逢吉、李宗閔、牛僧孺的黨徒，文云：
大和五年李宗閔牛僧孺為相，與玨親厚，改度支郎中知制誥，遂入翰林充學(xué)士。七年三月正拜中書舍人，九年五月轉(zhuǎn)戶部侍郎充職。七月宗閔得罪，玨坐累出為江州刺史。開成元年四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遷河南尹。二年五月李固言入相，召玨復(fù)為戶部侍郎判本司事。三年楊嗣復(fù)輔政，薦玨以本官同平章事。玨與固言、嗣復(fù)相善，自固言得位，相繼援引居大政，以傾鄭覃、陳夷行、李德裕三人。凡有奏議，必以朋黨為謀，屢為覃所廷折之。
他的看法是繼李逢吉等人誣陷排擠元稹后，對已故元稹的又一次攻擊和誹謗。由此可見杜牧和李玨的意見都是黨同伐異的偏頗之見，不足為信。
二、元稹詩歌“太露”、“太盡”、“太直”。如宋代魏泰的《臨漢隱居詩話》、明代胡震亨的《唐音癸簽》、鐘惺的《唐詩歸》云：
唐人亦多為樂府，若張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以此得名。其述情敘怨委曲周詳，言盡意盡，更無馀味。
(元稹詩)患在易曉易盡，失風(fēng)人微婉義耳!白嘗規(guī)元樂府詩意太切理太周，欲稍刪其繁而晦其義，亦自知詩病概然，故云。
元白淺俚處皆不足病，正惡其太直耳!
明代陸時雍《詩鏡總論·古詩鏡》將元白樂府與張王樂府作了比較，云：
元白以潦倒成家，意必盡言言必盡興，然其力足以達(dá)之。微之多深著色，樂天多淺著趣，趣近自然，而色亦非貌取也，總皆降格為之。凡意欲其近體，欲其輕色，欲其妍聲，欲其脆，此數(shù)者格之所由降也。元白偷快意，則縱肆為之矣!元白之韻平以和，張王之韻庳以急，其好盡則同。而元白猶未傷雅也，雖然元白好盡言耳!張王好盡意也，盡言特?zé)�，盡意則褻矣!
清代翁方綱的《石洲詩話》云：
(元白詩歌)所以不及前人者，太露太直耳!
對此元稹白居易自己當(dāng)時已意識到了，有“詞犯文繁之說”，白居易的《和答詩十首序》就是最好的說明：
頃者在科試間常與足下同筆硯，每下筆時輒相顧語，共患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則辭繁，意太切則言激。然與足下為文所長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足下來序果有詞犯文繁之說。今仆所和者猶前病也，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引所作，稍刪其煩而晦其義焉!
必須注意元稹白居易在承認(rèn)“理周”、“辭繁”、“意切”、“言激”之病的同時又強(qiáng)調(diào)這也正是他們詩歌的長處所在，這種一分為二的分析我們以為是有道理的。詩貴精煉含蓄，“太露”、“太盡”、“太直”固然是不足取的。元稹白居易的詩歌，尤其是他們的諷諭詩，以通俗易懂為其特色，因此“露”、“直”、“盡”有馀而含蓄精煉不足確是事實(shí);但也應(yīng)看到元稹白居易是把自己的詩歌作為“補(bǔ)察時政”、“泄導(dǎo)人情”的工具，“惟歌生民病”的目的是“愿得天子知”，是為他們“兼濟(jì)天下”的政治主張服務(wù)的，這是諫官的詩。因此元稹白居易的詩歌，尤其是諷諭詩，“辭直氣粗”，“敘事直書”，“辭質(zhì)而徑”、“言直而切”、“事核而實(shí)”，亦即“理周”、“辭繁”、“意切”、“言激”，這正是諷諭詩應(yīng)提出的要求;因此他們的詩歌“文雖樸野，事頗彰明”，如果敘事不詳說理不透語言不激，就無法達(dá)到諷諭詩所要達(dá)到的也應(yīng)達(dá)到的“采之者傳信”、“聞之者深誡”、“見之者易諭”的社會效果，就這一方面來說，“露”、“直”、“盡”也有其可取的一面。應(yīng)該說明的是元稹當(dāng)時認(rèn)為自己遭遇明君，故直言無所顧忌，誠如詩人自己所云“世理則詞直，世忌則詞隱，余遭理世而君盛圣，直其詞以示后”。
還應(yīng)說明的是所謂“露”、“直”、“盡”，只應(yīng)看作人們對元白部分詩歌，主要是對諷諭詩的評價。其實(shí)元稹的其他詩篇，尤其是大多數(shù)短什，寫得還是精煉含蓄的。關(guān)于這一點(diǎn)，我們在后面再作分析。
三、元稹的詩歌“雕飾”“晦澀”。如明代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剖析云：
余最喜白太傅詩，正以其不事雕飾直寫性情……世又以元微之與白并稱，然元已雕繪，唯諷諭詩差可比肩耳!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蘇仲翔《元白詩選》云：
又微之所作……頗嫌硬澀未融。
元作造詞造句頗嫌晦澀。
我們以為元稹詩歌的這些缺點(diǎn)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在長篇次韻酬唱詩中是存在的，《酬東南行詩一百韻》、《酬翰林白學(xué)士代書詩一百韻》即是其例。這是因?yàn)樵走@些酬唱詩寫的'大多是身邊的生活瑣事，內(nèi)容本來不夠充實(shí)，而形式卻又是次韻相酬的百韻巨制。元稹白居易，特別是元稹的酬詩數(shù)量之多篇幅之長押韻之難，在我國詩歌史上應(yīng)該是絕無僅有的。在“次韻”的苛刻條件下，寫一篇內(nèi)容與首酬基本相同的千字長篇實(shí)非易事，往往只能搜羅奇字刻意求新，頗有為詩而詩的文字游戲意味，自然難免有“雕飾”之跡“晦澀”之病。而且在現(xiàn)存元稹白居易長篇酬唱詩中，都是白居易首倡元稹次韻酬和，因此就這一部分詩篇而言，元稹詩較白居易詩更為“雕飾”和“晦澀”，這既是有道理的但又是有原因的。但是“雕飾”“晦澀”之病對大多數(shù)元稹詩歌來說，包括元白大多數(shù)酬唱詩篇又是不存在的。相反元稹詩歌的主要特色是淺切而不是晦澀，是平易通俗自然而不是“雕飾”。我們準(zhǔn)備在下文再作介紹。
四、元稹詩歌往往“一篇雜有數(shù)意”，“一意而復(fù)見于兩篇”。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新樂府》文云：
關(guān)于元白二公作品之比較，又有可得而論者，即元氏諸篇所詠似有繁復(fù)與龐雜之病，而白氏每篇則各具事旨，不雜也不復(fù)是也。請舉數(shù)例以明之：《元氏長慶集》二四《上陽白發(fā)人》，本愍宮人之幽閉，而篇末乃云：“此輩賤嬪何足言?帝子天孫古稱貴。諸王在閣四十年，七宅六宮門戶閉。隋煬枝條襲封邑，肅宗血胤無官位。王無妃媵主無婿，陽亢陰淫結(jié)災(zāi)累。何如決壅順眾流，女遣從夫男作吏。”
……又如《元氏長慶集》二四《法曲》……《陰山道》……以上所列為元詩中之一篇雜有數(shù)意者。至于一意而復(fù)見于兩篇者，則如秦王破陣樂既已詠之于《法曲》……復(fù)又見于《立部伎》中。
這話說得也對也不對：就元稹的某一首或某幾首作品而言，這話不無道理。如《上陽白發(fā)人》、《法曲》、《陰山道》確有“一篇雜有數(shù)意”之累;而《法曲》、《立部伎》都在同一組詩之中，均涉及祖宗創(chuàng)業(yè)之艱難，也確實(shí)存在“一意而復(fù)見于兩篇”之病。而元稹《上陽白發(fā)人》的主題也可以理解為詩人對“陽亢陰淫”的同情，亦即包括宮女、公主、諸王在內(nèi)，不僅僅是“愍宮人之幽閉”而已。而“愍宮人之幽閉”只是白居易《上陽白發(fā)人》的主題，其題下注云：“愍怨曠也。天寶五載已后，楊貴妃專寵，后宮人無復(fù)進(jìn)幸矣!六宮有美色者，輒置別所，上陽是其一也，貞元中尚存焉!”就是最好的證明。我們以為陳寅恪對元稹《上陽白發(fā)人》的理解可以商榷。
退一步講，大家即使同意陳寅恪先生對元稹詩歌的指責(zé)，元稹詩歌此病恐怕也僅此數(shù)例而已。以與上舉數(shù)詩為同一組詩的《憶遠(yuǎn)曲》、《苦樂相倚曲》為例，前詩開門點(diǎn)題：“郎身不遠(yuǎn)郎心遠(yuǎn)。”然后扣緊主題一意到底。后詩層層深入篇末點(diǎn)題，主題十分明確。同一組詩中的其他各詩，無一不是如此。在詩人的其他作品中雖有優(yōu)秀和一般之分，但均無“一篇雜有數(shù)意”的毛病;而“一意而復(fù)見于兩篇”，如果不是在同一組詩之中，就一個主題而反復(fù)吟唱，這在詩人中比比皆是十分普遍，怎能算是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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